vivo X300 Pro 拍的电影上映了，我们和导演滕丛丛聊了聊

2026 年，「手机拍电影」这件事，已经走过了必须靠炫技来证明实力的阶段。

当分辨率、焦段、动态范围都不再构成创作的桎梏时，设备开始退居幕后，电影得以回归最本质的使命上：

讲好一个故事。

在《春晖》这部短片中，手机并没有被当成一个需要被强调的前提。导演滕丛丛把 vivo X300 Pro 当作一种自然的创作工具，去完成她熟悉的现实主义表达。

在接受爱范儿的专访时，滕丛丛说，因为手机的存在，创作更像是在进行一种「书写」。在她看来，如今人人都有故事，也人人都有表达的欲望。手机正在取代过去的纸和笔，让影像成为一种更日常、更自然的记录方式。

从《我的阿勒泰》到《春晖》，她拍的似乎都不是被命运推着跑的人，而是那些停在原地、却仍然勇敢生活的人。

一个「被落下」却勇敢的人

《春晖》的主角唐春晖，曾是美院的天才学生，与同窗徐一畅一同被慕尼黑美院录取，却在命运转折点选择了留校，成为一名普通的美院讲师。

多年后，她在画展上与功成名就的徐一畅重逢——对方活在艺术家、成功人士的光环中，畅谈着使命感和表达欲。而她困在教学、行政的鸡零狗碎与自我怀疑里。

她早已很久没有画画，却仍被不断追问：为什么不继续创作？你甘心吗？

在课堂上，她认真对待像阿佐这样复读八年、天资平平的学生；在同事眼中，这种坚持被讥为「妇人之仁」；回到家中，面对母亲关于稳定、现实与好生活的劝说，也无法否认自己内心对自由创作的渴望与疲惫。

直到一次恍惚中，她登上一辆只接「被落下的人」的区间车，被告知拥有三次改命的机会，可以回到人生中最关键的节点，重新做出选择。

但春晖的三次回溯，没有通往任何爽的结局。

她试图劝说年轻的自己出国深造，以换取名利与未来，却输给了对学校食堂「冬笋烧肉」的眷恋；她尝试闭关创作，希望证明自己仍然可以成为艺术家，却挫败地意识到自己缺乏艺术家最致命的表达欲；最后，她回到童年的花鸟市场，鼓励儿时的自己选择了那只最瘦弱、「养不活」的小猫。

在三次回溯中，她逐渐明白：真正困住自己的，并非某次错误的选择，而是因为她骨子里始终流淌着对他人的慈悲，以及对平凡生活的珍视。

作为一个典型的 intersectional 人物，春晖既不完全属于艺术世界里的浪漫主义者，也没有彻底滑向现实主义的妥协者阵营。她既是老师，也是一位拥有未竟创作梦想的人。

她为落后学生阿佐辩护时态度坚定：即便将来只是一个普通打工人，只要活得体面，也值得骄傲。可在区间车的幻境里，也正是阿佐点破了她最深的恐惧：她害怕的，并不是没成功，而是发现自己和阿佐一样，是那个被落下的人。

她既抗拒母亲那套「当老师有什么不好」的逻辑，又不得不承认它的合理性，正是这套逻辑支撑着她如今的生活。

这种身份的交叉，使她始终处在一种中间态——既清醒，又迟疑；既坚定，又自我怀疑。

也正是因为如此，春晖并不是一个「好演」、「好拍」的人。

如何才能「忘掉机器」？

春晖的扮演者谭松韵在采访中提到，演戏的时候，是要忘掉机器的。

滕丛丛对此有更直接的概括：

演员其实是一个需要当众孤独的职业。

这句话听起来很矛盾——既然是孤独，又如何能「当众」？在被众人注视的情况下，进入一个完全私人的、封闭的内心空间。而这种状态极其脆弱，任何过于强烈的「在场感」都可能将其打破。

传统电影拍摄现场，庞大的摄影机、复杂的布光、众多的工作人员，这些都在不断提醒演员「你正在被观看」、「你正在表演」、「你需要给出一个足够好的表现」。

对于需要外放能量的角色来说，这种压力或许能转化为表演的燃料，但对于春晖这样内敛、克制、所有戏剧性都发生在内部的角色来说，这种「被观看」的压力可能会适得其反——演员很容易被推向外在表演，用可见的动作、表情去展示内心活动，而非真正进入那个状态。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手机反而成为一种对表演的保护。它的体量、距离感与工作方式，让镜头不再成为一个在场的权威，而更像一个沉默的记录者。

影片中有大量发生在公交车内部的戏份。摄影指导刘懿增说，这样狭小的空间，如果换成一整套传统摄影体系，往往意味着拆车顶、拆窗户、增加人力调度。等技术准备完成，演员的情绪早已被打断。

而手机只需要更少的人，更少的视觉干扰。演员面对的不是一整套强势的摄影系统，而是一个相对干净的环境，状态反而更容易被保留下来。

刘懿增不愿意把这次拍摄放进设备对比的语境里。就像影片中的人物不需要通过和他人比较来确认自身价值一样，每一种设备也对应着不同的需求。

每一种设备也对应不同需求。手机的优势在于它足够小、足够即时——生活里出现一个好表演、一个好瞬间，你掏出手机按下去，就记录到了。

当摄影机愿意退后，技术才有机会参与辅助叙事，而不是制造奇观。

vivo X300 Pro 支持的 4K 120fps 10bit Log 为后期留下了足够的调色空间。摄影指导刘懿增说：

这一次拍摄让我体验到它的色彩空间，让我们敢在后期去拉扯它，在它的极限空间里用不同的色彩方案去对应到不同的叙事场次。

▲ Log 调色前后对比

唐春晖的不同人生阶段、现实、回忆与幻境，就通过色彩被细腻地区分开来。Log 模式的高宽容度让这种情绪化的调色成为可能，不必担心画面在极端处理后失去细节或产生色块。

当她与年轻的自己相遇时，影片使用了 4K 60fps 的冷胶人像视频。柔光感制造一种与现实世界的间离感——人物仍然站在生活之中，却被轻轻包裹进记忆与想象之间的灰色地带。这种恰到好处的「退后一步」。正好对应了春晖面对自我时既想靠近、又不敢靠近，既想对话、又不知从何说起的复杂心理。

而在花鸟鱼市场的童年段落里，4K 120fps 的杜比视界 HDR 让色彩得以完整释放。鱼缸的反光、花草的层次感、动物身上的色泽，共同构成了一段未经修正、充满生命力的童年记忆。童年的世界，应该是鲜活的、饱满的、甚至有点刺眼的，因为那是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是一个人还没有学会妥协、还敢于坚持「所有的动物都有好好活着的权利」的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由 vivo X300 Pro 拍摄的《春晖》也是第一次以杜比视界版本制作，并选择在杜比影院进行首映——手机影像走到今天，已经可以被放进最高品质的放映空间里，被作为优质电影来观赏。

忘掉机器的前提，来自长期积累

能忘掉机器，并不是因为机器不重要，而是因为它已经足够可靠。

从 X100 系列开始，vivo 沿着一条非常清晰的专业路径推进影像能力：X100 系列率先把 4K 120fps 高速视频和全链路 4K 60fps 杜比视界带进手机体系，解决了「慢动作能不能用、HDR 能不能真 HDR」的基础问题；

到 X200 Ultra，vivo 开始正面进入专业创作领域，引入全焦段 4K 60fps 10bit Log，让手机视频具备了可靠的后期调色空间；

而在 X300 Pro 上，这条链路被进一步补全——全焦段 4K 120fps 10bit Log、ACES 专业色彩工作流，以及主摄与长焦同时支持 4K 120fps 双轨防抖，使高帧率、HDR、Log 和稳定性不再互相妥协。

结果是，以前必须依赖稳定器、摄影机才能完成的杜比视界慢动作画面，如今可以在手持状态下直接拍到，这标志着手机视频第一次在规格、流程和可用性三个层面同时达到了「创作级」。

滕丛丛说，自己最喜欢的功能是防抖，对于她这种更看重节奏与调度的人来说，防抖意味着镜头可以移动、人物可以移动、情绪可以不间断。

影片中有不少手持跟拍段落，包括公交车内部的运动镜头、春晖奔跑的镜头，都是在这种前提下完成的——不需要复杂的轨道、稳定器或大量准备时间，拿起手机就能拍，这种灵活性本身也成为一种创作资源。

你不必把创作热情消耗在器材与工序上，片场就能更像生活本身。

摄影指导刘懿增说。

用影像记录「真实的我」，就是最好的我

《春晖》结尾给出的答案并不宏大，它甚至有点「反高潮」。

唐春晖没有突然开窍，没有一夜成名，也没有把人生改写成爽文。她只是回到生活里，回到母亲、学生，回到那些琐碎却真实的日子里。

她没能成为自己想象中的艺术家，却逐渐确信了一件事：不要美化你没有选择的那条路，你当初选择的教师这条路也许是最适合你的。

在滕丛丛看来，春晖的「退让」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她在采访中告诉爱范儿：

春晖是一个真挚的人，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敢问自己一句：我是不是白活了？我们更常见到的，是为每一次选择找理由、找借口，甚至做错了也要想办法证明我做得很对。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可以真诚和勇敢直面自己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过得更幸福、更轻松。

这也是 vivo 选择用《春晖》传递的那层更深的东西：用影像记录真实的自己，就是最好的自己。

正如手机拍电影这件事——当手机足够可靠，创作者终于不用为了证明什么而表演。你拿起手机记录的，不一定是高光时刻，更多时候是你正在成为自己的过程——那种不确定的、普通的却弥足珍贵的、真实的瞬间。

滕丛丛说，这是一个「手机影像写作的时代」。它的意义从来不只在于谁都能拍，更在于谁都值得被拍。

被看见的前提，往往是你先愿意看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