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坐镇空军，常把王辉球的名字挂在嘴边：他认为行，我就放心

1950年10月19日夜，志愿军第一批部队跨过鸭绿江，留守北京的空军机关灯火通明。刘亚楼摆开一张巨幅作战图，指着华北、东北的防空线，突然笑着对身边参谋说：“明天把王辉球叫来，他点头，我心里就踏实。”一句玩笑，却透出他对那位老搭档的依赖。

电话很快接通，王辉球正在八一湖旁的小平房里翻文件。听完汇报，他只应了两个字：“知道。”翌日一早，灰呢军大衣外罩一件旧皮夹克的人已出现在空军司令部。刘亚楼迎上前，拍着对方肩膀，没多寒暄，直接把前线来电递过去。两人埋头研究到正午，连热茶都忘了续。有人感慨：这架势，比护送轰炸机还紧张。

时间倒回二十三年前。1927年寒冬，遂川县圩场，人群包围一座临时搭的木台。毛委员发表动员演讲，台下一个给红军跑腿的小伙子听得两眼放光，他叫王辉球。那晚，他对同伴低声说：“跟毛委员走，准没错。”一句冲动的决定，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

1935年腊子口战役最吃紧的那一夜，刘亚楼率红二师设前进指挥部，突遭藏兵骚扰。师部只有三十多人，其中一半是宣传队。刘亚楼快速下命令：“鸣枪驱散，不可伤人。”王辉球领队冲出土地庙，子弹朝夜空划弧。藏兵被声势吓退，指挥部保全。事后刘亚楼说：“做政治的人，枪也要会响。”此言不假，这个“会响”的宣传科长后来正是他最信任的政工骨干。

抗战期间，王辉球常年辗转冀鲁豫。1943年秋，细菌战在津浦铁路沿线爆发，伤寒、疟疾肆虐。王辉球高烧不退，军医甚至写好病危报告。追悼会布置妥当，他却突然退烧。战士们暗地里叫他“阎王殿走了一圈”。身体复原后，他随部转至延安，坐在窑洞里研读苏军空权教材，种下一颗日后“空军政工”的种子。

1949年初夏，北平和平解放的硝烟未散，空军领率班子名单里出现了“王辉球”三个字。新单位没有飞机声，只有电风扇“哒哒”直转。大伙一边摸索航空专业，一边抓思想教育，常半夜才散会。刘亚楼感叹：“搞空军，比长征那条路还新。”他把最棘手的文化建设、干部考核统统扔给王辉球，而自己专攻训练与装备。二人分工明确，配合却天衣无缝。

1951年春，空军野战补训师在黑龙江漠河的雪原展开夜航科目。天气零下三十度，舱门被冰封，地勤用热水浇都撬不开。王辉球裹着棉大衣站在跑道边，手举扩音喇叭：“先把思想冻不住，飞机才飞得起来！”飞行员整齐回答：“保证完成任务！”那晚考核通过率百分之百。回京后刘亚楼在常委会上说：“这事要换别人，我得操碎心；老王在，没什么悬念。”

转眼进入1975年3月，中央军委人事调整。有人提议把王辉球由大区正职改为副职，以示“组织处理”。方案报上去，毛主席用红铅笔把“副”字圈掉。文件下达：王辉球出任沈阳军区政委。熟悉内幕的老人回忆：“主席没多说话，只是点了下头。”一个小动作，反映出领袖对他一贯的肯定。

回到沈阳，王辉球已是六十高龄。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笑称：“我连追悼会都参加过一次，还怕啥？”在军区机关里，他经常提起两个人：一个是刘亚楼，一个是邓小平。前者让他懂得政工离不开实战，后者教他宣传必须贴着群众。听课的年轻参谋说，这话听上去简单，却像标准航线，一旦跑偏就会失速。

王辉球也有柔情。1943年冬他与饶子春结婚，主婚人不是亲戚，而是时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结婚当夜突报敌情，新郎新娘各自随队转移，一别数月。直到解放后，人们聊起当年的“战地婚礼”，他总摆手：“战场忙得很，哪有什么缠绵。”朴素，却真切。

2003年9月8日，王辉球病逝。守灵室里挂着他生前常用的空军蓝呢大衣，衣兜里还留着一张潦草便签：刘亚楼——“他认为行，我就放心。”这句话伴随他半个世纪，也凝结成一种无声的默契：政工与军事并重，政治与技术互信。对于那一代人，它不仅是一句夸奖，更像一枚坐标，指向一个永远值得追问的标准——什么才算真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