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弟！出大事了！”
表姐的语音带着哭腔，像一根针扎进我耳膜。
“我爸带着我妈、还有我弟，买了去北京的绿皮车！”
“K字头的，明天早上七点到北京西站！”
“他说你一个人太苦，要去‘照顾’你。”
“起码，住半年！”
“我怎么劝都拦不住，他把手机都关了！”
“你千万、千万别去接站！”
“也别接他电话！”
我捏着冰冷的手机，办公室的空调风吹得我骨头发凉。
听筒里表姐焦急的喘息，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窗外是北京的黄昏，一片流光溢彩，像是烧着了天。
而我，该去哪里为他们变出一个我说谎时提到的“大通铺”？
那一天，北京的风很大，吹净了天空的浮尘。
我独自站在东四环这套二百二十平的房子里，水泥的地面还带着粗粝的颗粒感。
我用手掌贴着冰冷的承重墙，仿佛能摸到这座城市巨大的骨骼。
窗外，是密不透风的楼宇森林，国贸的“大裤衩”在斜阳下像个沉默的巨人。
这里是北京，是我用整整十年拼命换来的一个空壳子。
没有贷款，付的是全款。
我把这些年所有的薪水、奖金，还有几次拿命换来的项目分红，都砸进了这个水泥盒子里。
父亲去世好几年了，他是个木讷的建筑工人，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盖房子。
临走前，他握着我的手，眼里都是浑浊的遗憾，他说，小默，爸没本事，让你跟着受苦了。
我当时就想，有一天，我一定要在北京，有一套自己的，真正的大房子。
现在，我有了。
可我没法告诉他。
我只能站在这空旷里，跟墙壁和灰尘说话。
这事我甚至没敢跟老家的母亲说，我了解她，她的那点炫耀，会像野火一样烧遍整个家族。
特别是会烧到舅舅王爱国那里。
记忆这东西，有时候比刀子还锋利。
我想起初中那年，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全家都高兴得像是中了彩票。
学费还差五百块。
母亲揣着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去求她的亲哥哥，我的舅舅。
舅舅当时正在院子里跟人打牌，他接过鸡蛋随手放在一边，听完母亲的话，当着一圈牌友的面笑了起来。
那笑声，我至今都记得，像砂纸在搓我的心。
他说，爱萍啊，不是哥心狠，你看看你家那光景，泥菩萨过江。
这钱投进去也是个水漂，不如让孩子早点下来打工，还能给你分担点。
母亲的脸，瞬间就白了。
最后是父亲，在工地上跟几个工友低声下气地借，一家五十，一家一百，凑齐了那要命的五百块。
这根刺，在我心里扎了十几年。
手机就在这时候响了，屏幕上跳动着“舅舅”两个字。
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喂，舅。”
“小默啊！”舅舅的声音热情得让我陌生，“听说你在北京混成大老板了？不错不错，没给咱们老王家丢脸！”
我应付着，说只是个打工的。
他寒暄了几句，终于图穷匕见，用一种看似不经意的语气问：
“那你现在住哪儿呢？公司分的房子，还是自己租的？条件怎么样啊？”
我看着眼前空旷如广场的客厅，看着窗外璀璨的夜景。
那些被他奚落的，被他看轻的，被他踩在脚下的岁月，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于是，我对着这片寂静的昂贵，用一种疲惫又无奈的语调说：
“嗨，舅，别提了。”
“北京哪有那么好混。”
“就跟几个同事在五环外合租，住那种工地上的大通铺，上下铺，一个屋十来个人，能有个地方睡觉就不错了。”
电话那头，舅舅王爱国沉默了大概三秒钟。
我甚至能想象出他此刻的表情，一种混合着“果然如此”的了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
随后，他发出了一阵标志性的、干巴巴的笑声。
“哎呦，这么苦啊！我就说嘛，北京钱不好挣。”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预言成真的满足感。
“行，那你自己多注意身体，别累垮了。”
“先这样，我这儿还有点事。”
电话被干脆地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水泥地上，心里泛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
这不像是我认识的舅舅。
他没有顺势教育我几句“当初就说让你……”，也没有表达任何实质性的关心。
那句“我这儿还有点事”，像是一个拙劣的借口，急于结束一场已经得到答案的审问。
一种不安掠过心头，但我很快把它归结为自己的多心。
或许这样也好。
一个谎言，隔开了两个世界，也隔开了那些我早已厌倦的、带着算计的所谓亲情。
我甩甩头，把这些恼人的思绪从脑海里清出去。
新生活的画卷正等着我展开。
接下来的几天，我完全沉浸在对未来的规划里。
我找来了北京最有名的设计师之一，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男人，他说话语速很快，眼里有光。
我们在毛坯房里一待就是一下午，用脚在地上比划着客厅和书房的边界。
我告诉他，我需要一个巨大的书房，要有一整面墙的书柜。
我需要一个朝南的落地窗，下面放一把舒服的单人沙发，可以看书，可以发呆。
设计师听着我的要求，在图纸上飞快地勾勒。
他说，陈先生，你这是要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堡垒。
精神堡垒。
我喜欢这个词。
这些年，我像一棵在石缝里挣扎的树，所有的根都朝着看不见光的地底深处疯长。
现在，我终于要破土而出，迎接自己的阳光了。
我甚至开始在网上挑选家具，从意大利的沙发到德国的厨具，每一样都看得仔含细细。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一种通过物质来确认自我存在的踏实感。
我和母亲通了电话，她问我最近怎么样。
我说挺好的，工作不忙，吃得也习惯。
我问她舅舅有没有再说什么。
母亲说，你舅前两天还念叨你，说你在北京不容易，让他儿子，就是你表弟小刚，以后千万别去北京瞎折腾。
听到这话，我彻底放下了心。
看来，那个关于“大通铺”的谎言，已经成功地筑起了一道防火墙。
我以为，故事就会这样平淡无奇地发展下去。
我装修我的房子，他们过他们的生活，我们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我实在是太天真了。
我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逻辑，叫作“我不信”。
生活似乎真的走上了我为它设定的轨道。
装修公司进场了，叮叮当当的敲墙声，像是新生活的序曲。
我每天下班后都会过去看看，即使里面满是灰尘和噪音。
我会戴上安全帽，在工人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踩过满是钢筋的地面。
那感觉很奇妙，像是在检阅自己的疆土。
每一块被敲掉的墙皮，每一根新铺设的电线，都让我感到一种创造的快乐。
公司里的项目也进入了关键阶段，我忙得脚不沾地。
连轴转的会议，看不完的报告，还有下属捅出来的各种篓子。
高强度的工作让我无暇他顾，也让我更加期待那个可以让我彻底放松的“精神堡垒”。
表姐王小芳在这期间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她的声音总是那么温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善意。
她问我，弟，你真住那种很多人一间的屋子啊？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
她叹了口气，说，我爸这人就爱瞎想，你别往心里去。你自己在那边，多买点好吃的。
我心里划过一丝暖流。
在舅舅那个家里，表姐或许是唯一一个，真心希望我过得好的人。
只是她的善良，太软弱了，像一盏在狂风中随时会熄灭的小油灯。
我跟她说，姐，我没事，都习惯了。
挂了电话，我甚至有一瞬间的愧疚。
我在欺骗这世上为数不多关心我的人。
但转念一想，如果不这样，又能怎样呢？
难道要我告诉她，我买了大房子，然后让她在父亲和我之间左右为难吗？
长痛不如短痛，谎言有时也是一种保护。
保护我，也保护她。
时间就在这种忙碌和期待中悄然滑过。
我开始习惯每天一身灰尘地从工地出来，再一头扎进CBD的写字楼里，切换成那个衣冠楚楚的技术总监陈默。
这两种身份的撕裂感，让我觉得生活充满了戏剧性。
我甚至会对着电梯镜子里的自己发笑。
一个住在“大通铺”的男人，却在规划着上百万的装修方案。
这本身就是北京这座城市最真实的魔幻主义。
我以为舅舅那边的故事已经翻篇了。
毕竟，一个多星期过去了，风平浪静。
他没有再打来电话，母亲那边也没有任何异常的消息。
我天真地认为，我的示弱，已经成功地让他对我失去了兴趣。
一个还在为生存挣扎的外甥，对他那种极好面子的人来说，是没有利用价值的。
没有价值，也就没有被骚扰的风险。
逻辑上，完美无缺。
可我忽略了人性中最根本的一点：贪婪和猜忌。
它们从不遵循逻辑。
它们只遵循欲望。
那个周四的下午，北京的天气有些阴沉。
我正在公司最大的会议室里，参加一个季度度的项目复盘会。
巨大的投影幕布上，是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图表。
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和一种叫“焦虑”的味道。
我的手机调成了震动模式，放在会议桌上。
下午三点十五分，它开始在光滑的桌面上疯狂地跳舞。
屏幕亮起，是表姐王小芳的来电。
我皱了皱眉，按掉了。
项目负责人正在唾沫横飞地讲解PPT，我不能在这种时候离场。
可我刚按掉，手机又执着地响了起来。
一次，两次。
那种不依不饶的劲头，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表姐不是那种不懂事的人，如果不是天大的急事，她绝不会这样连环夺命call。
坐在我对面的副总裁瞥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满。
我只好再次挂断，迅速地发了条短信过去：
“在开会，稍后说。”
然后，我将手机反扣在桌面上，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拉回到会议中。
但我的思绪已经乱了。
PPT上的那些曲线和饼图，在我眼里都变成了一个个旋转的问号。
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家里老人病了？还是出了什么别的意外？
我坐立不安，熬到下午五点，会议终于结束。
我几乎是第一个冲出会议室的。
我点开微信，几十条未读信息里，最顶上的就是表姐的头像。
她没有再打电话，而是发来了一条语音信息。
看到那个红点和“50秒”的字样，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快步走到楼梯间，这里相对安静。
我插上耳机，指尖有些颤抖地点开了那条语音。
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表姐的声音，在我的耳道里爆炸。
“弟！出大事了！”
表姐的声音被压得极低，气若游丝，还带着压抑不住的哭腔。
背景音里有风声，还有似乎是火车经过时铁轨的哐当声。
“我爸他……他压根不信你说的话！”
“他跟街坊邻居到处说，说你小子现在出息了，学会跟家里人耍心眼了，是‘财不外露’，怕亲戚找你借钱才故意哭穷！”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
“他这几天，天天在家盘算，像着了魔一样。”
“今天下午，我没看住，我爸带着我妈，还有我那个不上进的弟弟王小刚，一家三口，买了去北京的绿皮车！”
绿皮车……这三个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捅开了我记忆的锁。
那股子混合着汗味、泡面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瞬间涌进了我的鼻腔。
“K字头的，说明天早上七点，到北京西站！”
语音里的哭腔更重了。
“他说……他说你一个人在北京太苦，住大通铺没人照顾，他要去‘照顾’你，顺便让我弟在北京‘开开眼-界找找机会’！”
“我问他去住哪儿，他说你肯定有办法，再不济，他一个长辈去了，你还能让你舅舅也睡大通铺？”
“我怎么劝都拦不住，他把手机都关了，就怕我给你通风报信！”
“弟，你千万，千万别去接站！也别接他电话！”
“让他们找不到你，兴许待两天，钱花光了，就自己回来了！”
“千万啊！”
语音的最后，是表姐一声绝望的抽泣。
然后，一切归于死寂。
我僵在楼梯间的拐角，手里紧紧攥着冰冷的手机。
耳机还塞在耳朵里，但已经没有任何声音。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像一台被瞬间灌入海量垃圾信息的电脑，彻底死机了。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向楼梯间窗户。
窗外，是北京傍晚的车水马龙，繁华而喧嚣。
夕阳把西边的天空烧成一片壮丽的橘红色。
无数和我一样的人，正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奔向各自的归宿。
而我的归宿呢？
是那个空无一人、连床都没有的大平层？
还是我亲口编造出来的，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大通铺”？
墙上的电子钟，红色的数字无情地跳动着：17点32分。
距离明天早上七点，只剩下不到十四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
一场由我亲手导演的荒诞剧，即将迎来它的高潮。
而我，是这场剧唯一的编剧、导演和主演。
谎言的网已经撒下，现在，这张网正劈头盖脸地向我自己罩来。
我该怎么办？
去西站，坦白一切？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舅舅一家三口，理直气壮地“攻占”我那未完成的“精神堡垒”，从此鸡犬不宁？
还是，将错就错？
可这弥天大-谎，又该如何收场？
北京这么大，我要到哪里，去给他们变出一个真实的大通铺？
楼梯间的声控灯灭了，我陷入一片黑暗。
手机屏幕的光，幽幽地照在我脸上。
短暂的慌乱之后，一股从未有过的东西，从我的脊梁骨里升了起来。
那不是恐惧，也不是绝望。
是一股被逼到悬崖边上，反而冷静下来的怒火。
我想起了舅舅在电话里那了然的笑声。
我想起了他跟街坊邻居炫耀时那得意的嘴脸。
我想起了他笃定我“肯定有办法”的无赖逻辑。
他不是不信我住大通铺吗？
他不是觉得我在哭穷，在耍心眼吗？
好。
那我就让他亲眼看看，他外甥在北京过的到底是什么“神仙日子”。
我没有删掉那条语音，也没有回复表姐。
我划开手机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名字——“柱子”。
柱子是我老乡，比我大几岁，在北京的建筑行业里摸爬滚打，现在自己带一帮人，做点劳务分包的活。
他手底下，管着好几处工地的工人宿舍。
电话接通了，柱子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洪亮，带着浓重的乡音。
“喂？是小默啊！稀客啊，怎么想起给你柱子哥打电话了？”
我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说：
“柱子哥，我求你个事，急事。”
“你说。”
“你手底下，有没有那种最差的工人宿舍？就是要多差有多差，最好是城乡结合部，快拆迁的那种筒子楼。”
柱子愣了一下，显然没明白我的路数。
“有倒是有，在南五环外，一个旧厂房改的，条件差得不行，夏天漏雨冬天灌风，你问这个干嘛？”
“我需要一个床位，从今晚开始，租一周。”
我顿了顿，补充道：“另外，我需要你找几个最不好惹的兄弟，住我那个屋。不用他们做什么，只要看起来不好惹就行。”
柱子更懵了：“小默，你……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事了？跟哥说，哥帮你摆平！”
“不是，柱子哥，你别问了，这事说来话长。”
我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
“我给你转五千块钱，这事你帮我办了。床位费，还有请兄弟们喝酒的钱，都在里面。”
一个床位租一周，外加几顿酒，五千块绰绰有余。
柱我子听出了我语气里的决绝，沉默片刻，终于答应了。
“行。地址我微信发你。你过来直接找一个叫‘老黑’的工头就行，我都跟他打好招呼。”
挂了电话，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计划的第一步，完成了。
接下来，是演员的自我修养。
我没有回家，直接打车去了新房的工地。
工人们已经下班了，只有值班的老头在门口看守。
我跟他打了个招呼，熟门熟路地摸了进去。
我从我暂时存放在角落里的行李箱中，翻出了几件最旧的，甚至已经洗得发白的T恤和一条破了洞的牛仔裤。
然后，我找了一个满是灰尘的蛇皮袋，把它们胡乱塞了进去。
做完这一切，我才打车，按照柱子给的地址，向着南五环外的那个未知之地驶去。
车窗外，城市的繁华在一点点褪去。
高楼变成了低矮的平房，霓虹灯变成了昏黄的路灯。
空气里，也开始弥漫着一股尘土和廉价小吃混合的味道。
我知道，我正在奔赴一场为我舅舅精心准备的，“现实主义”的盛大欢迎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