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邓小平去百色视察时，邓榕询问：爸爸，听说你那时尽打败仗

1986年邓小平去百色视察时，邓榕询问：爸爸，听说你那时尽打败仗

1986年1月27日清晨，西南的冬雾尚未散去，一艘顺流而上的小客船在右江水面留下浅浅波纹。船舱里，邓小平靠在藤椅上闭目养神，他身后是略带潮气的木窗，窗外山影层峦。陪同的王震掀帘看了看江面，道了声：“离百色不远了。”一句轻声，却把人们的记忆拉回半个多世纪前的烽火岁月。

船尾不远处，邓榕握着笔记本，揣着满腹疑问。父亲二十五岁时就在百色举事，历史书里却总有人提到红七军南征北战接连失利的段落。她忍不住轻声问：“爸爸，别人说你那会儿老是打败仗，是不是这样？”话音刚落，船舱里响起一阵舒缓的笑声。邓小平睁开眼，笑着伸出两根手指比划：“二十五岁，哪来那么多‘常胜’？打仗本来就有输有赢。”这句似玩笑又似自谦的话，令船上气氛顿时轻松。

不过，要理解这笑声背后的分量，得把视线拉到1929年。那年12月11日，右江岸边同样的山峦间，邓小平、张云逸率教导总队在百色城头升起红旗，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这一步，来自此前半年艰苦而隐秘的策划：南宁办事、渗透部队、雪夜押运武器、联结壮乡土豪武装，条条线索交织成一次声势不小的突围。起义当天，数千名身缀红领带的战士列队于军部广场，高唱《国际歌》，气氛热烈得似要把云层点燃。

百色得天独厚。它是云贵川入桂的咽喉，也是壮族聚居区。对桂系军阀而言不过弹丸之地，可对共产党人来说却是绝佳的革命根据地。三条山脉犬牙交错，外军难进；河谷平畴可耕可守，适合群众立足。更重要的，是此处民众饱尝苛捐杂税之苦，拥兵自重的土司与土匪横行，阶级矛盾早已如干柴待火星。一旦星星之火点燃，燎原并非奢谈。

然而，革命从来不是线性上升的曲线。1930年春，正当红七军在右江连战告捷、声名鹊起之际，党中央忽电令部队东进，配合国民党内部的新一轮裂隙“趁虚夺城”。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补给线被切，兵员多是新近参军的壮乡子弟，骑兵、炮兵与后勤建设都刚刚起步。几次对柳州、桂林的猛攻无果，伤亡与日俱增，队伍不得不边战边撤。有战士私下嘀咕：“咱这是去送死吗？”邓小平在行军间一边哑着沙哑嗓子做动员，一边夜半挑灯写电报，向中央连连陈情，却也难敌疾风骤雨的战场现实。

这段时间里，红七军确实屡遭挫折。桂军、粤军交替围剿，密如铁网。最惨的一役是在贺县姑婆山。山路窄，军列长，后队尚没翻过岭头，前队就被堵在山口。激战中，邓小平惊险脱险，身边数名参谋牺牲，那一夜大雨倾盆，尸声、枪声与急涌的山洪混成可怖交响。正是这连串苦战，为后来“常败将军”的说法提供了素材。

若只看战报，确有“败仗”二字；可要论战略意义，却不能忽视红七军的另一条功绩：硬是把中央革命火种护送到赣闽腹地。1931年冬，队伍长途跋涉抵达瑞金，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毛泽东握着邓小平的手戏言：“你们是转战千里的急行军。”随后那面写着“转战千里”的锦旗，被郑重挂上了军部墙头。几千里的南北迁徙，让右江土岭与赣南丘陵连成一片红色斑块，红七军也就此并入中央红军序列。

时间再次跳回1986年。客船泊岸，码头人声渐起。邓小平踩上青石板，动作略显迟缓，却仍坚持步行到旧址。当年红七军军部仅剩一排木屋，墙梁已被岁月熏黑。邓小平抚着木柱，没有多言，同行干部却能读懂他的神情：既欣慰，又惋惜，更多的是思考——老区如何真正摆脱贫困。随后几天，他走乡串寨，看水稻、问学堂、聊交通，提出一句后来被当地干部反复念叨的话：“山里人不缺吃苦的硬气，就怕缺趟出去的路。”

有意思的是，这趟考察结束后，广西修路和改善水运的规划加速落地。1992年，邓小平又以个人名义向希望工程捐出5000元，专门定向百色平果一所乡村小学。钱不算多，却意味深长——那是当年出发前夜，红七军就在平果河畔支过锅灶，壮家妇女送来热米饭的地方。半世纪后，革命者依旧把心思放在“娃娃们要有学上”上。

再说邓榕。当年船上那句“常败将军”，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下补充：父亲返京途中告诉她，“败仗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为何而战。”短短一句，把战争的荣辱与目的联系得清清楚楚。也从侧面说明，邓小平当年那一笑，既是自嘲，也是对历史成败得失的豁达。

1993年底，百色地区因希望工程共收到十八万余元社会捐助。那年冬天，仕仁村小学新校舍落成，老乡们挂起红布横幅，横幅尽头贴着一张已被风吹皱的黑白照片：1929年的邓小平，双手叉腰立于百色城楼。他的目光坚毅，仿佛仍在注视远方的山岭，也仿佛在提醒后来者，胜与败只是过程，信念才是真正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