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毛泽东指着许世友和钱钧问：你们两个少林和尚在庙里熟不熟

1947年3月，鲁南前线的夜风夹着硝烟扑面而来，鲁中纵队指挥所灯火通明。枪声此起彼伏，钱钧却只能坐在椅子上让警卫抬着穿梭各阵地，膝关节肿胀得像包谷面团。他挥了挥手，沙哑地叮嘱：“东南侧火力再压低十米。”一句轻飘飘的指令，让攻城炮兵立即调整射角，临沂保卫战的北翼缺口被死死封住。战士们纳闷，司令员为何在这般疼痛里还能笑得出来——那抹笑意，源于他忽然想起少年练功时以手劈柴的日子。

时光往回推到1905年5月2日，河南光山，泥墙茅舍连成一排。钱家新添男婴，取名运彬。三代十余口，靠一头老水牛和几亩薄田苟活。孩子六岁，被送去地主家放牛，饱一顿饿三顿，冬夜只能缩在猪圈。饥饿与凌辱在骨头缝里刻下冷意，却也逼出他外出闯荡的决心。

十二岁那年，他背着半袋干粮一路步行七天到嵩山脚下。少林寺不收俗家弟子，他便做杂工求一隅练功房。滴水岩下湿漉漉的青砖地，没有坐下的地方；吊腿桩上一停就是半天，师父不点头不许落地。器械不给碰，他就专攻掌力：细枝起手，粗木收尾，几年后臂若铁棍。十八岁下山时，一丈高墙三步助跑轻松翻越，百斤巨石一掌碎裂。武技练成，却仍贫如故。

1925年，他到汉口铸铁厂当翻砂工，钢水火光映出另一条路。董必武把他领进简陋瓦房，讲“穷人要翻身必须自己扛枪”的道理；陈独秀在青年会上高声疾呼“推翻旧制度”。这两次邂逅点燃了他心底久藏的烈火。翌年春，他已是工人纠察队小组长，开始在黄安、麻城一带联络农友。黄麻起义爆发，他带三十名光山骨干举火应和，部队却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中仅剩七十二人。

木兰山里坚持游击，他白天组织赤卫夜里埋伏打冷枪。1932年蒋介石集三十万大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苏区尸横遍野，张国焘内部肃反更添血雨。钱钧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团长，一面硬扛敌军，一面竭力护住部下。战后，他胸腹留下弹洞，仍随部队踏上长征。1935年冬，他被任命为方面军骑兵团长，驮着成箱文件和粮草冲锋在队伍最前端，常说一句俏皮话：“马比人快，死也先我死。”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大决战接踵而至。临沂、潍县、济南、淮海……每一座城市的地图都被他在油灯下画得满是灰指印。伤口未合就上马，关节炎发作便让警卫抬椅子指挥。陈毅看着他腿肿发黑，批示送后方治疗。他在病床上翻来覆去，梦里全是爆炸火球，“该换我上阵”的念头搅得整夜合不了眼，五个月后提前归队。

1965年11月，他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次年春节前夕，中央军委扩大会第三天的休息时段，楼道里传出一阵笑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一把将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托上树杈，身旁的许世友见状拍掌叫好。玩笑声还未落，毛泽东主席踱步而至，指着两人含笑发问：“你们两个少林和尚在庙里熟不熟？”“当年不识。”钱钧红着脸答。许世友眯眼一乐：“后来认识，算同门。”主席摆手：“如今都做将军，可别再混为一谈。”自此，军中传出“南京军区有俩少林和尚”一说。

海风掠过，风浪之南同样紧张。1962年台湾当局叫嚷“反攻”，南京军区在浙江设立前线指挥所，钱钧奉命坐镇平阳。他向毛泽东汇报沿海兵力不足，得到四千名新兵补充，又亲自督导民兵哨所、夜航巡逻，把每寸滩涂、每座小岛都排查到位。几个月后，台方叫嚣声渐弱，海上波澜归于暗流。

1975年8月，钱钧离职休养。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却常穿褪色绿军装，招待来访老战友只端自家粗陶壶，连茶叶都是家属院公摊的棋盘山绿芽。1989年冬，他因心肾疾病住进南京总院。1990年4月13日清晨，窗外栀子花刚吐白，他的呼吸悄然止歇，终年八十五岁。中央军委讣告称其为“卓越的军事指挥员”，简单十二字，盖住漫长风雨，却也道尽这位“少林和尚”一生的锋芒与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