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8日深夜,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灯还亮着。桌上摊着一枚已经被抚摸得发亮的铜元,毛主席把玩片刻,低声自语:“这可是亨二哥当年‘顺’走的。”铜元被轻轻放进信封,同封的还有他写给邹普勋的一封短信——这便是两位老友十余年未断的牵念起点。
追溯得更远,1912年冬天,私塾放学后,12岁的毛润之和“皮蛋”邹普勋蹲在稻草垛旁“摸牌九”。天黑得快,赢面大的润之收拾铜角子时发现少了一枚,抬头就看见邹普勋把什么塞进袖口。少年气盛,两人扭成一团。邹普勋边笑边嚷:“明儿还你!”谁也没想到,那枚铜元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主席案头的念想。
时光一晃到1949年3月,毛主席率中央机关进北平。战事初定,他忙得脚不沾地,却仍惦记家乡消息。8月15日,四野一三八师把韶山最新情况送进香山——村里解放了,老邻居们正搭茅棚、修水渠。报告翻到最后一页,“皮蛋”三个字映入眼帘:患肺病,靠刻碑糊口。毛主席看完沉默良久,只说一句:“得想办法。”
11月,九弟毛泽连和表弟李柯进京述职。闲聊时毛主席忽问:“九弟,你晓得皮蛋过得咋样?”毛泽连以为是在说家乡的鸭蛋,忙解释没带上。毛主席哈哈大笑:“我是问亨二哥!”一句调侃,让屋里气氛顷刻轻松,却也掩不住他眼底的担忧。
李柯离京前,毛主席塞给他100元和那枚铜元,嘱咐写份详细报告给地方政府:“理由写清楚,别让老革命饿了肚子。”此举催生了韶山方面针对邹普勋的优待文件,但审批流程拖到1951年才落实。期间,邹普勋靠夜以继日刻碑,肺病愈重,乡亲们时常能听见他咳得上气不接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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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初夏,湖南遭旱情。毛主席派毛岸英回乡查看粮情,并特意叮嘱:“去看看亨二哥,顺便带几包止咳药。”岸英进村那天,邹普勋抱着五岁的小儿子迎上前,粗声笑道:“好伢子,跟你爸一个模子刻的!”岸英掏出5块钱递给孩子,“去买糖吃。”这一幕被旁人事后复述多次,“主席的伢子没架子”成了当地茶余饭后的暖心话题。
1952年,北京来电:毛主席邀皮蛋进京治病兼叙旧。邹普勋犹豫再三,还是同意。9月,他和乡友李漱清、张干一道北上。中南海见面时,毛主席握着老友粗糙的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皮蛋还是那股石灰味。”众人哄堂大笑。随后一张四人合影定格在北平的秋阳下,照片里老石匠笑得像个孩子。
邹普勋在北京住院三个多月,病情稍缓便执意返乡。他担心住久了花钱:“主席,我这身骨头用不起北平的贵药。”毛主席劝不住,只好备下红葡萄酒、鹿茸精及200元路费,又塞了18公斤苹果,说苹果润肺。邹普勋推辞:“鹿茸精怕是人家孝敬你的。”毛主席摆手:“我又不喝,带回去补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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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秋,毛主席即将六十寿辰。家乡寄来信,说邹普勋想进京“贺寿”,顺便给主席磕个头。回信里,毛主席写得直接:“祝寿不顶事,工作顶事。你比我大一岁,哪来资格替我祝寿?要来就来聊天。”当年冬天,邹普勋再度北上,主席依旧只摆家常饭。席间他回忆儿时偷铜角子的事,拍着桌子笑:“那枚铜元我还留着呢!”邹普勋连声叫冤,旁人听得乐不可支。
岁月并不因为友情就放慢脚步。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阔别三十二年后返回韶山。走到下屋场,主席忽地停住脚步:“亨二哥家到了。”陪同人员刚要敲门,院里小辈却哽咽开口:“亨二阿公已经走了……”消息像闷雷,主席原本欣喜的神情顷刻暗淡。他喃喃道:“才六十七,人还能再活几年嘛。”
邹普勋的两个儿子邹长卫、邹红卫赶来行礼。毛主席细看长卫的眉眼,轻轻叹气:“跟你父亲真像。”片刻后他竟笑了,“过去我和他打牌,他还偷我的铜角子哩!”一句俏皮话驱散了现场的沉重,也让在场的后辈们第一次听说父辈间那桩趣事。
当晚,韶山招待所设席款待老同志。拟名单时,主席提笔又停下:“把亨二哥的两个伢子请来,代他陪我喝一杯。”应者传话,邹家兄弟战战兢兢赴宴。席上,毛主席举杯说道:“我们父辈有旧账,你们无须记,但要记得他刻碑的手艺、做人那股子实在劲,这是留给你们的本钱。”
灯散席罢,铜元依旧安静地躺在主席随身的小木盒里。它失去流通价值,却承担起另一种重量——见证两位韶山少年从稻田边到国家殿堂的跨越,也记录着革命洪流中难得的烟火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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