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为何总是走马灯似得轮换？一文详解：自民党内复杂的派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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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采取中选举区制，自民党作为第一大党，往往在同一选区要推举若干名候选人，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这些候选人之间的激烈竞争。

自民党在认定候选人时，一般采取“现职优先主义”，即优先考虑现任议员，而现任议员为保住自己的地位，也千方百计排挤新候选人，这样显然对新出马的候选人不利，保护了现职议员的既得权利，久而久之，也会使党的活力减退。

但是，新人竞选如果没有靠山，单枪匹马很难得到党的正式支持。如果有特定派阀的推荐，就等于有了权威组织的“保证”，其政治家的资格得到“认定”，会大大改善他在选区的处境。同时，派阀方面可以借此机会拉拢新人，扩大势力，增加“规模效益”。田中角荣派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突出。

派阀是收集和分配政治资金的重要单位，而派阀在资金方面的作用，主要是给所属成员提供一种“信用证”，其次才是金钱的直接筹措和分配。就是说，派阀首先为其成员提供政治资金的“信用证”，该成员有了派阀做靠山，便可扩大其资金网络。

对派阀在筹措和分配政治资金方面作用的大小说法不一。

有的认为，议员的绝大部分政治资金主要依赖所属派阀，有的认为，从派阀领取的资金大约只占议员所需资金的一、二成。不过，自民党的政治资金流向一向隐秘性极高，究竟内情如何，世人不尽了了，多半是估计和猜测而已。

一个派阀内拥有精通各行政部门事务的行家里手，这些精于各部门事务的议员一般称作“族议员”。在制定政策和决策过程中，派阀通过这些族议员施加影响，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族议员亦可依靠派阀的力量，在政策中贯彻自己的意图。

对此，田中曾有一个精辟的比喻。他说，派阀好比一个综合医院，拥有精于各科的专科医生和良好的医疗设备，对各种疑难病症（难以处理的行政事务），都能进行妥善的治疗。事实上，田中派议员参与处理各行政机关事务的能力高于其他派阀，与特定行政官厅关系密切的实力议员也最多，所以这也是“田中军团”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在日本，从政的第一个目标是当选为国会议员，而国会议员的下一个目标是当内阁大臣。派阀领袖或幸运儿则有可能登上权力的顶峰——党的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的宝座。

国会议员为了谋取到内阁大臣一级的官位，往往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当不上大臣者，国会、内阁或党的高级职务，诸如国会的常设委员会委员长、党的“三巨头”（干事长、政调会长和总务会长)乃至更低一级的“部会长”都是国会议员猎取的对象。

自民党的人事安排，与派阀密切相关。根据惯例，可分为派阀势力比例型、派阀代表型和全员参加型三种。这三种类型，又根据官职的性质分别做出“各得其所”的安排。派阀势力比例型，是按照派阀所属议员的人员比例分配官职的一种方法。阁僚交椅的分配、党内三巨头以及总务会、政调会审议委员等的分配，都属于这种类型。一般地说，党内主要职位的分配都采取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最能反映各派之间的力量平衡，是比较“公平”的做法。

但是，只采取这种办法，也会带来“大派以势压人”的后果，有导致党内分裂的危险。所以，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又出现“派阀代表型”。这种形态是不分派阀大小，各派都分配同一数量的官位（通常是每派一位）。每个部门的副职，例如副干事长、政务调查会、总务会、参议院议员总会等的副会长多属这一类型。这些官位由各派分管，各派代表可以同时起到与本派联系、协调的作用，有利于党内意见的统一。尤其是副干事长，作为各派的窗口，负责将本派的意见及时反映到党的人事部门，起到党和派阀之间的中介作用。

所谓“全员参加型”，是按国会议员的资历排出次序，将多余的官职分配给这些人。内阁各省厅的政务次官、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下属的各部会的部会长、国会常任委员会委员长等大臣级别以下的官位属于这一类型。但由于官位数量的限制，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有国会议员都同时分到一官半职，仍然是将官位按比例分给各派。那些资历浅的议员，只好排队等待机会了。

日本国会议员的待遇相当优厚。据有关法律规定，国会议员工资不得低于一般国家公务员的最高工资额，即大约相当于内阁次官（副部长级）的工资。

那么，为什么当了国会议员之后，还要争先猎取其他官位呢？

这是因为，官位越多越大，得到的实际利益也越多。例如，当内阁大臣的第一好处是可以利用大臣的名义拉选票。据舆论界统计，一个议员如果当过大臣一级的官职，在选举时就可增加1-2万张选票，而总理大臣的招牌则可以增加5万张以上的选票。鸠山一郎在战后大选时，每次都得8-10万张选票，但在担任总理大臣以后的1955年2月的大选中，得票猛增到15万张，而在离开总理宝座的1958年5月的大选中，又一下子降到7万张。

政治家看重大臣交椅，更重要的是有利可图。池田勇人1957年在自民党内自成一派，很快成为仅次于岸信介派的第二大派。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池田长期担任大藏大臣，这期间他利用大藏大臣的地位和权力，从财界弄到庞大的政治资金，从而发展为财力雄厚的一大派系。大藏大臣一向是自民党各派争夺的重点交椅，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除大戴大臣外，通商产业大臣、农林大臣、运输大臣、建设大臣等交椅也都是自民党各派历来极力争夺的对象。因为政界中的“实力”，首先是财力，凡能产生财力的大臣交椅，就具有很高的“价值”。

在自民党单独执政的前提下，内阁、国会的重要官位一般都被自民党所垄断。自民党国会议员最关心的两件事是，如何在选举中当选以及当选后如何获取党政要职。议员猎取官位的途径不外有两条。一条是直接用钱买，财力雄厚的国会议员直接拿出大批“政治捐款”换取一个大臣的头衔。不过这种人一般缺乏“政治家”的能力，不太受重用，只能得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大臣交椅，而且名声不好；另一条途径便是投靠一个派系，由派系领袖推荐入阁。

因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不具有通过个人捐款获取大臣职位的财力，所以议员当大臣的最佳途径是靠派阀的力量。

自民党的派阀，规模大小不等，多者上百人，少则几人，十几人。据日本政治学家研究，派阀的最佳规模是50人左右，也有人认为20人左右为宜。人数太多，容易出现分裂，例如岸信介派一度达到77人，后来分裂为川岛派和福田派。田中派也分裂为竹下派和二阶堂派。

派阀规模不可太大的主要原因有三：

①资金关系。维持一个派系需要有庞大的经费。80年代中期，一个50名议员的派阀，每年经费需要2-5亿日元。一个派阀领袖的“聚钱”能力一般以5亿日元为极限，再多就困难了；

②人事上的原因。派阀领袖的另一个任务是要给下属议员以“轮流坐庄”的机会，为他们争取大臣、政务次官、国会常任委员长等的职位。一个大的派阀，一次最多也只能争得四五个席位，如果派内人头太多，势必出现“僧多粥少”、分配不均的局面，引起派内不满；

③选举制度上的原因。日本长期实行中选区制，也叫相对多数代表制。全国分为118个选区，一般情况下，同一选区中，不同政党或同一政党中的不同派阀之间竞争，如果派阀太大，同一选区中出现同一派别中两个以上的候选人，其中必然有人落选，显然对本派不利。

不过，五六十人以上的大派阀也不是不能存在，关键是看派阀领袖的聚钱本领大小和统率能力高低，“田中军团”最盛时超过百人，就是因为田中有超人的聚钱本领和统率能力，当然，随着田中的病倒，田中派也难逃“树倒猢狲散”的下场。

派阀不可过大，但也不能太小。根据规定，竞选自民党总裁必须有20名以上的议员推荐。所以，如果一个派系不足20人，派阀领袖就很难出马竞选总裁，不能竞选总裁，就意味着他的派阀永远处于寄人篱下的非主流派境地，派内议员也便与“大臣”无缘，久而久之，这类派阀也就自消自灭了。所以，自民党的派阀人数，以20人至50人为最佳。

不过，在以争权夺利为“本分”的政界，同一派内勾心斗角、明争暗踩的现象也很普遍，因派阀领袖隐退或去世而发生内讧甚至分裂的事例不在少数。所以，人数多少并不是制约派阀兴衰的决定因素。有时候，大派系在权力分配时闹得不可开交、各不相让的时候，势单力薄的小派系反而会被抬出来组阁，坐收渔人之利，70年代的三木政权和80年代的海部内阁均属此列。

自民党的派阀，是官职分配的单位。

但是毕竟阁僚席位有限，派内议员必须按照“约定俗成”的序列排队依次入阁。

派阀领袖为避免派内纷争，一般都事先排定一个顺序，决定这一顺序的“四要素”是：

①当选议员的次数。例如，当选三次者，可担任政府各省的政务次官（副部长）；当选六次者可当大臣，当选五次者，可担任国会的常任委员长（相当于大臣级）；参众两院议长则要党内元老出任。党内职务“三巨头”（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其地位相当于政府大臣，下设的商工、建设、农林等部会的部会长，多由与財界关系密切或官僚出身的人担任，其地位在政务次官之下，国会常任委员长之上。

②议员对本派的贡献大小。凡对本派发展贡献大、对派阀领袖忠诚和向领袖提供财源多的，优先。

③经历。例如官僚出身的议员，当议员前曾任内阁各省事务次官（负责业务的副部长）的，优先考虑，这类人一般当选议员三次便有资格当大臣。

④行政手腕。

在上述四要素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当选次数，其次是加入本派的年限及对本派领袖的贡献大小，所谓“贡献”，包括资金和在派别斗争中的表现两个方面。有的议员已当选八九次，但由于他总在各派之间“跳槽”，“政治节操”不佳，所以一直无缘入阁。

相反，有的议员由于在大选时向本派领袖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政治捐款，其派内地位也随之上升，提前坐上大臣交椅。

由此可见，自民党的派阀，与其说是由于思想和政策上的一致而结成的政策上的集团，不如说是为猎取总理、总裁、阁僚和党内高官等的人事派别色彩浓厚的“猎官集团”。

其实，这十五年的抗争史只是自民党派阀抗争的一个断面，每次总裁更迭，都会把派阀之争推向白热化的程度。随着新总裁的诞生和权力再分配的完成，派阀之争便暂告一段落。一旦党政人事变动和出现政治危机时，派阀之争又重新燃起。

在自民党的历史上，派阀抗争的第一幕随着自民党的成立而揭开。第一届鸠山内阁时，完成了自民党的合并，但民主党和自由党双方围绕总裁交椅争执不下，只好临时推选四名“代行委员”以为权宜之计。政务（内阁）和党务由原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和原自由党总裁绪方竹虎分担。只因不久绪方病故，鸠山才把总裁一职揽到手，总裁之争暂告了结。

随后，岸信介内阁时代(1957.2.25-1960.7.15)，围绕《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简称“警职法”）的修改问题，自民党和在野各党之间发生严重对立。岸信介为了打开政局，要求大野伴睦合作，并许诺日后将政权让给大野。但事后岸信介自食其言，将政权交给池田勇人，引起党内“官僚派”和“党人派”之间的斗争激化。

佐藤内阁时代，由于池田勇人、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等派阀领袖相继去世，派阀斗争暂时沉寂下去。及至佐藤政权后期，总裁之争再度激化，自民党迎来了“怨念时代”。

福田赳夫和田中角荣长期充任佐藤内阁的左膀右臂，都是下届总裁的有力竞争者，而佐藤本人和社会舆论更看好福田，福田本人更是跃跃欲试，但结果败给田中，福田为此耿耿于怀。田中上台后大刀阔斧，推行“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怎奈时运不济，连连受挫。加之“金权政冶”败露，威信锐减，最后不得不被迫辞职，三木政权取而代之。

随后发生“洛克希德事件”，三木首相趁机穷追猛打，本想把洛克希德事件搞个水落石出，却因此捅了马蜂窝，招致田中派的反扑，引起一场“倒三木”运动。三木下台后，等待已久的福田赳夫继任总裁，两年之后，福田又败给大平正芳，饮恨交出政权。

在党内矛盾日益尖锐、积怨越来越深的情况下，大平内阁成立。但是，在1979年10月的大选中，自民党大败，党内反主流派借此追究大平的责任，以福田赳夫为首的反大平势力迫使大平辞职，准备东山再起，而大平坚持不辞职，双方展开了一场“四十天抗争”，派阀之争达到顶点，使自民党出现“要分裂又没有分裂、未分裂又可能分裂”的危险局面。

后来，在反主流派缺席的情况下，众议院又通过了社会党和公明党提出的内阁不信任案，就在这政局动荡、自党湖于分裂之际，大平正芳积劳成疾，因心肌梗塞逝世。

大平死后，自民党在众参两院的同时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获得了稳定的关建半数议席。有人认为，这是大平正芳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疲于抗争的自民党推举铃木善幸出任总裁，派阀之争暂告平息。

80年代以后，自民党政权长期被人多势众的田中派所把持。田中病倒以后，竹下登拉出田中派的大部分人马(113人)成立竹下派，继续控制自民党。不久，利库路特事件和东京佐川快递事件等金权丑闻接连曝光，党内派阀对立又趋激化，竹下派分裂，最后导致自民党政权的终结。

自民党的长期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派阀恰恰是有用的。因为自民党政权基本上是通过派阀的相互交替而建立起来的“拟似联合政权”。换句话说，自民党实际上是政策上稍有不同的小保守政党（派阀）构成的联合体。所以政权由一个派阀转到另一个派阀，可以起到“拟似政权交替”的作用，以此稳定政权。

同时，通过派阀之间的相互对立和抗争，间接地反映舆论动向，派阀的“拟似政权交替”也容易完成自民党的政策转变。所以自民党能比较灵活地应付国民的意见和要求，甚至可以采纳在野党的政策。

另外，自民党的基层组织薄弱，派阀还可以起到弥补这一弱点的作用。自民党通过派阀这一相对固定的组织机构，培养和输送干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党内职务晋升制度，在制定和变更政策、统一党内意见、教育议员方面发挥作用。

因此，对自民党来说，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在维护自民党政权的长期化方面，派阀的“功劳”是不可低估的，正因为如此，自民党长期以来“解散派阀”之声不绝于耳，而事实上不但解散不了，反而越来越组织化、制度化，成为自民党组织机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激烈的派阀之争造成严重的内耗，不时招致国民的厌弃和反感，危及了自民党的统治。为此，自民党内主张解散派阀的人曾为派阀列举了三条罪状：

对日本国民而言，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派阀的罪过则是另外一番情景。以争夺官位和政治资金为主要目的的派阀之争，导致政治的“金权化”和腐败，造成派阀之间的对立和攻击，而派阀之间为了私利而进行的政治交易，又会带来政治的“密室化”和政策的扭曲。

同时，一个大的派阀一旦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形成一派独霸的“总主流化”，派阀原有的防止执政党专权的牵制作用也会黯然失色。

总之，同一政党内各派轮流执政的“拟似政权交替”，掩盖了自民党垄断政权的实质，阻碍了真正的政权交替。如果说议会制民主的真正价值在于政权交替，那么建立在派阀结构基础上的“拟似政权交替”实际上妨碍了这一真正价值的发挥。从国民的角度看，自民党一党独裁的长期化，正是派阀政治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派阀所带来的最大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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