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一名特务被捕，判刑前大呼：我是自己人，陈赓将军可为我作证

1956年3月15日的夜风还有些凉，北京西山脚下一座简朴的军队招待所里却传来阵阵笑声。几位久别重逢的老同志围着小方桌，烫着白酒，谈到激动处，年过花甲的杨登瀛突然红了眼眶。这个场景在后来不少人口中流传，但那天的主角无人想到，五年前他差一点就被押往刑场。要说清这段波折，还得把时针拨回到1951年初春的南京。

“镇反”工作全面铺开时，公安机关从旧档案中翻出一份人员名单：杨登瀛，曾任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更早还在中统调查科供职。简历醒目，罪名似乎不用多费口舌。3月5日清晨，他在下关小旅社里被捕，随身只有半包卷烟和一副老花镜。

关押不到十日，案卷便移交法院，拟以战犯兼特务论处。宣判前夕，庭内气氛紧绷。就在法官准备合卷时，杨登瀛突然站起，高声说道：“我是自己人！陈赓将军能证明！”短短十二字，一半旁听席都愣住了——这位老特务口中的“自己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要弄明白这句话，必须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那时的杨登瀛还叫鲍君甫，广东香山人，留学日本多年，日语娴熟，常出入上海各洋行。五四运动后，他结识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却阴差阳错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后，大批共产党员遇害，他亲眼见到鲜血淌在石库门弄堂，心生愤懑，也因此被短暂囚禁。

1928年，中统调查科在上海布网，青帮骨干杨剑虹向主任陈立夫力荐鲍君甫，说此人熟悉租界、擅长交际，是块做情报的好料。陈立夫一点头，杨登瀛就这样成了“特派员”。然而他对蒋介石集团已失望透顶。一次深夜，他向好友陈养山吐露苦闷：“若无他法，只能以毒攻毒。”陈养山正是中共联络员，当即向特科科长陈赓做了汇报。

这之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一间小咖啡馆见证了一场决定命运的密谈。陈赓与杨登瀛对坐，烛火跳动，两人谈了整整三小时。谈话结果极为简单：继续潜伏，利用中统身份反向输送情报。自此，杨登瀛成为极少数深埋国民党心脏的“红色钉子”。

为了保护他，特科隔三岔五送去些“浅层材料”供他交差，又批给一辆小轿车作掩护。1930年前后，上海白色恐怖达顶点，特科十余次转危为安，多靠他递出的纸条。最著名的一回，是识破叛徒白鑫。1929年8月24日晚，彭湃等人召开秘密会议突然被捕。陈赓急电杨登瀛，“务必查清泄密者”。不到三天，白鑫的底细就摆在桌面上。随后，周恩来亲自下令，叛徒被迅速处置，彭湃却依旧壮烈牺牲，这也成了杨登瀛心里抹不去的痛。

1931年顾顺章变节，一口气供出数十名地下党员，杨登瀛榜上有名。他原本可以撤离，却决定留下掩护他人。结果被捕入狱半年。靠旧交张道藩斡旋，他重获自由，却已不被任何一方完全信任。此时，中共地下组织撤往中央苏区，他的联络线被切断，一段传奇潜伏就此封存。

抗战爆发后，他混迹南京，挂个反省院闲职，多年郁郁。日本投降、国共内战爆发，他始终保持低调。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他索性隐姓埋名，挑着两只木箱沿街卖烟茶，住在下关棚屋，日子清苦却心安。

命运的齿轮在1951年再次咬合。公安部门确认身份后，整套审讯流程快得惊人。杨登瀛自知难说清，当局资料里根本看不到他同中共的联系。他沉默数日，直到被宣布死刑建议。人到绝境，赌一线生机，他报出了陈赓的名字。庭审记录上，书记员用钢笔划下重点：“核对陈赓将军。”

此时陈赓在朝鲜前线，负责志愿军后勤补给，信件往返需要辗转海州、丹东、北京数道关口。南京法院连发两封急电均未回音。第二个月，鞠华院长又补寄私函，郑重其事地附上杨登瀛照片。直到8月18日，回信才抵达：“鲍君甫情况属实，1927—1931年期间为我方同志，多有功绩，请予妥善处理。——陈赓”

凭这短短数行字，案情急转。审判委员会重新评议，最终改判无罪，当庭释放。押送他回家的士兵听见老人喃喃道：“活下来了，还得卖烟。”秋风吹过总统府旧址的石狮，似乎也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凉意。

获释后，杨登瀛仍守着小摊，顶多换了块干净招牌。1956年，陈赓回国，想起这位老伙伴，请他进京小住。两人再见面，话没说几句，陈赓先端起酒盅：“兄弟，来，咱们敬自己，也敬那些走散的人。”酒入喉，往事翻涌，杨登瀛泪落无声。

半个月里，陈赓安排体检、置办寒衣，还托南京公安局每月补助百元。以当时物价，这笔钱足够一家三口温饱。1961年，陈赓病逝上海，杨登瀛又失去一位能说知心话的朋友。1967年“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他在家中向女儿吐露当年党的身份，只说了一句：“别怕，爸没做亏心事。”

1969年12月19日，他因肺病去世，终年七十六岁。遗体下葬时，棺木里放着那副老花镜、一张与陈赓的合影，以及一本翻旧的日语辞典。懂他的人不多，可他觉得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