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出卖江姐的中共叛徒，遭国民党处决前高呼：共产党万岁

1949年10月1日凌晨，嘉陵江水面雾气翻涌，重庆城却依旧灯火森冷。城里的地下党员悄悄庆祝新中国成立，军统特务则忙着整理一份又一份“黑名单”。“要在解放军到来前除掉他们。”徐远举把名单往桌上一拍，声音沉得像压在水底的石头，这份名单里就有涂孝文。

涂孝文此时被关在白公馆。“人要活着，总得有条路吧？”和难友并肩靠墙坐着，他低声嘟囔，却又把头埋进臂弯，谁也看不清他脸上的神色。几天后，他会在刑场高呼“共产党万岁”，命运的急转弯至此只剩最后数步。

时间倒回1947年盛夏，川东游击队节节扩张，地方豪绅人心惶惶，这支队伍被乡民喊成“老杜的队伍”。“老杜”真实身份便是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那年，他三十一岁，曾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写得一手漂亮的大字，被同志们视作“能文能武的主心骨”。

形势在1948年秋天突然反转。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川东临委线索大量暴露。军统审讯室血腥黏腻，冉益智坐上老虎凳不到两分钟就腿软求饶，把知道的干部名单悉数抖了出来。“地委书记涂孝文？就是‘老杜’？”徐远举眼睛发亮，立即派人押着冉益智去万县设圈套。

涂孝文在万县郊外被捕。特务轮番上刑，他扛不住，交代了二十多名骨干姓名，其中包括化名“江竹筠”的江姐。审讯室里灯泡晃晃，江姐被带进来时，一身女教师素装，脸上却毫无惧色。她盯着涂孝文：“你，怎么在这？”涂低垂双眼，嗓子沙哑：“对不起。”两句话不到十秒，历史的方向已被拧偏。

随后几天，万县街头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巡逻小队。下川东地委几乎整块被连根拔起，游击武装陷入瘫痪。捕风捉影的年代，人心像被灼热炭火烫过，随时可能裂开。江姐与多名同志被解往渣滓洞，她在铁窗后缝补棉衣，暗中传递情报，顽强得让守卫暗自咋舌。

而涂孝文的心境却突然剧变。一次对质，特务拖来已被打断腿的万县县委书记李青林。她直视涂孝文：“我拒绝了你的求爱，你就编造我身份？笑话。”这一句话像刀子，把他最后的遮羞布剥开，羞愧、恐惧、悔恨一股脑涌上来，他开始消极应付审讯。徐远举气得将他划为“政治犯”，投进白公馆，和被他害过的人关在同一片铁条后。

白公馆内，老同志没有排斥涂孝文。“只要还想做个人，就别再给敌人添刀口。”有人递给他一口凉水。那晚，涂孝文几乎整夜没合眼，远处传来的脚镣撞击声像隙缝里的水滴，滴滴渗进心头。他终于对牢友低声说：“我跟他们，不走通了。”

1949年10月初，毛人凤密电重庆：“城市守不住，可守名单。”同月下旬，大足、铜梁相继解放，国民党败局已定。徐远举索性撕下最后伪装，连夜拟定“大清洗”计划，拟在11月27日前后集中屠杀政治犯。名单落在机要员手里时，纸角还没干透的墨迹里就有涂孝文三字。

11月14日黄昏，白公馆传来皮靴踢踏声。犯人被一排排押出，晚霞染红脚下石阶。行至山坳处，一名看守忍不住问：“怎么都喊口号？”涂孝文望着前方断崖，低声回答：“因为怕死的不是我们。”随后，《国际歌》响起，他与众人一起高呼：“共产党万岁！”枪声遮住了尾音。

重庆全城空气依旧闷热，硝烟、湿泥与枯叶混在一起。涂孝文倒下，未留下遗言，也没有亲属为他收殓。留下的只有档案上那几行对革命造成的损失记录，以及同一张名单上的另一位烈士——江竹筠。半个月之后，江姐在刑场同样高喊“共产党万岁”，她声音清晰，传出数百米外，让行人驻足。

两段呼喊隔着十五天相互呼应，却折射出截然相反的生命轨迹：一个在背叛后醒悟，企图用死亡偿还；一个自始至终无惧无悔，把生命献给理想。川东地下斗争因此留下了最复杂也最嘹亮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