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华国锋让耿飚去广播局工作，耿飚回复：可以，但有个请求

9月下旬，中央办公厅集中力量调查消息源。事实逐渐浮出水面：最初的文字出现在一份并未正式公开的记录稿，随后经个别渠道转入媒体。内容未经核实，却被海外通讯社快速放大。眼看谣言已在国际场合抬头，处理刻不容缓。

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迅速决断：一要堵住外事系统的扩散口，二要收紧国内广播、电视的舆论闸门。堵口容易，收闸难。纸面文件可以重印，现场话筒却必须有人盯守，于是人选成了关键。

10月初的一个午后，耿飚被紧急召进中南海怀仁堂。耿飚时年58岁，先后担任过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对外事、对内保卫都熟悉。会议室里除了华国锋，还有叶剑英。简短寒暄后，华国锋直切主题：“广播局必须有人坐镇，需要你去。”速度之快，让不少旁听人员都心头一震。

耿飚不是不知道分量。广播局下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及全国几十个转播站，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传遍全国。他沉吟片刻，只提出一个条件。

“请给我一纸手令。”耿飚平静地说。短短九个字，语气却透出一丝老练的谨慎。他清楚，手令意味着依法授权，既能简化对外协调，更能制止潜在阻力。

华国锋当即提笔，写下措辞简明的手令：耿飚奉命临时主持广播局并协同卫戍区执行安全任务，各单位须无条件配合。笔迹刚落墨，文件即交到耿飚手中。

当晚，耿飚与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光辉同乘吉普车直奔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到达时已近凌晨，楼内值班灯火通明。局长邓岗看到手令，未多言，立刻安排办公室供耿飚指挥。气氛紧张，却没有慌乱。

随后的72小时，耿飚做了三件事。第一，对全部新闻播发流程重新划分权限，凡涉重大政治事项须经他本人或卫戍区政治部签字；第二，将总控机房、短波台与卫戍区设立直线电话，保证紧急情况下信号可一键切断；第三，派技术骨干昼夜轮值，妥善保存录音母带，防止剪辑造假。措施并不花哨，却精准踩住要害点。

夜深人静时，耿飚就在办公桌旁支起行军床，衣不解带。有人劝他回家短暂休息，被挥手拒绝：“现在不是松劲的时候，等稳定下来再说。”一句话说得干巴，却让现场技术员心里踏实不少。

有意思的是，广播局内并未出现想象中的抵触情绪。多数编辑、播音员在动荡年代早已练就政治敏感，知道口误可能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耿飚强调程序、淡化情绪，不对个人追责，也不搞“大排查”，士气反而稳定。

而在大洋彼岸，外交线也同步行动。乔冠华正在纽约参加第31届联合国大会，他手中的讲稿原本引用了那句“遗言”。获悉国内紧急电讯后，乔冠华深夜叫回打字员，删改全文；第二天清晨的发言未再提及任何未经核实的字句，避免了国际场合产生新误会。时差十三小时，分秒都算数。

10月中旬，北京、上海、广州几大城市的报纸按新口径刊出辟谣说明：“毛主席生前并无‘按既定方针办’六字遗言。”文风克制，没有追责，也未渲染。对于当时情绪仍显敏感的社会环境而言，这种处理方式既守住了政治底线，也让群众逐步回归理性。

值得一提的是，耿飚在广播局的临时任期仅三周。任务完成后，他随即返回外交系统，但业内常把这段经历视作一次典型的“短刹车”操作：关键岗位要换挡，必须有人敢于踩下制动。

若从更长的时间纬度看，那场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波只是一段波澜壮阔历史中的小插曲，却精准折射了1976年秋天的政治生态——权力格局正在调整，新老观点激烈碰撞，而信息渠道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主战场。

耿飚的谨慎与决断，华国锋的果断授权，乔冠华的及时修订，三条线索互相交织，共同把潜在危机化于无形。没有轰轰烈烈的口号，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仪式，却在静默中完成了对舆论的再平衡。

后来，广播局内部流传一句话：“播音室的红灯一亮，就是国家心跳的节拍。”这句略带浪漫色彩的行话，与其说是自我调侃，不如说是对那个非常时期职责的提醒。

1976年秋天的北京已成往事，但那张略带墨香的手令，仍旧被妥善存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档案室。纸张并不厚重，却记录了信息管控体系磨合的关键节点，也见证了一位老外交将领在非常时期的果敢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