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汉失守后，李宗仁问谁愿意留守敌后，只有廖磊说：我去吧

当将军的，都盼着领新任务，能打仗，能立功。

但1938年秋天摆在第五战区司令部桌上的这活儿，没人想要，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个往火坑里跳的差事，有去无回。

武汉丢了，大部队像退潮一样往西边撤，一路上人困马乏，装备丢了一路。

这么一退，就在中国的肚子上，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大口子，这口子就是鄂豫皖交界处的大别山。

这地方，山连着山，林子套着林子，铁路公路全被日本人掐断了。

它就像个没主人的空屋子，谁都能进来踩一脚。

问题是，日本人要是把这空屋子占踏实了，就能拿它当跳板，直接往西南大后方捅刀子，重庆就悬了。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口子必须堵上，可拿什么堵？

主力部队刚从血水里捞出来，喘气都费劲，根本没力气回头。

往那片被敌人包围的深山里派一支部队，不给补给，不给支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活下去，还得跟日本人玩命。

这不叫部署，这叫送死。

李宗仁的指挥部里，一群高级将领围着地图，一个个跟闷葫芦似的。

地图上，大别山那一片被红蓝铅笔画得乱七八糟，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毛。

李宗仁把话摊开了说：“哪个愿意带部队留下，在这扎根钉子？”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心跳。

谁都不是傻子，去了就成了孤军，断了线的风筝。

吃的、穿的、子弹、药，都得从敌人牙缝里抠。

这活儿，没人敢接。

李宗仁又问了一遍，声音里已经带了火气。

还是没人吭声，有的低头看鞋尖，有的假装研究地图上的纹路，就是没人敢跟李宗仁对眼神。

就在这尴尬的沉默里，一个不起眼角落里的人站了起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众人心上：“司令长官，我去。”

所有人猛地抬头，说话的是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大家伙儿都愣住了。

廖磊手下那帮广西兵，是出了名的能打硬仗，从台儿庄到徐州，哪场恶战不是他们顶在最前面？

也正因为这样，他的部队伤亡最大，最需要拉到后方休整补充。

按理说，全场就他最有资格说“我不去”。

可偏偏是他，站出来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李宗仁盯着他，一字一句地问：“蕴璞（廖磊的字），你想清楚了？

留在敌后，比在正面战场上凶险十倍。”

廖磊点了点头，眼神没一点犹豫：“清楚。

国家都到这份上了，总得有人干这掉脑袋的活。

我们广西兵要是不守，这片地方的老百姓怎么办？

前头打仗的弟兄们，后背也永远凉飕飕的。”

就这么一句话，没有豪言壮语，却把自己的命和几万广西兵的命，跟大别山这片穷山恶水，跟山里头那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老百姓，拴在了一起。

廖磊不是头脑发热。

这个广西陆川汉子，保定军校出来的，骨子里就是个纯粹的军人。

1937年他带着部队出广西的时候，就跟手下人发过誓，不把日本人赶出去，就不打算活着回家。

就在几个月前，他才刚从徐州那个绞肉机里爬出来，浑身是血，亲自端着枪带头冲锋，才捡回一条命。

他常跟兵说：“我们穿着这身皮，就是保护身后老百姓的。

要是连他们都护不住，那还不如扒了这身衣服回家种地。”

1938年10月底，廖磊带着第21集团军剩下的家底和安徽省政府班子，一头扎进了大别山这个无底洞。

进山一看，比想的还糟。

到处都是被鬼子祸害过的村子，断壁残垣，老百姓要么跑了，要么躲在山沟里，看见穿军装的就跟看见鬼一样，眼神里全是戒备和恐惧。

他们被各路兵匪祸害怕了。

廖磊明白，在这地方想活下去，光靠手里的枪杆子不行，得靠人心。

他没急着跟日本人开练，先给自己人立下了铁规矩：谁敢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就地枪决。

他脱下将军服，换上便装，亲自去拜访那些在地方上有威望的老人，把话说明白了：“各位父老乡亲，我们是来打鬼子的队伍，是你们的子弟兵。

只要我们广西兵还有一个人在，就不会让小鬼子在你们头上作威作福。”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

廖磊的兵放下枪就拿起农具，帮老百姓抢收粮食，修补被烧掉的房子。

军医也背着药箱子，走村串户给乡亲们看病。

这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疲惫之师，硬是靠着一股子“我们跟你一块儿过苦日子”的劲头，把老百姓心里的冰疙瘩给捂化了。

慢慢地，山里的猎户成了部队最好的侦察兵，村里的放牛娃成了最机警的哨兵。

这片被鲜血浸透的土地上，总算长出了根据地的第一条根。

可根扎得越深，鬼子就越恨。

1939年开春，日军调集了好几万人，带着飞机大炮，对着大别山就来了个“铁壁合围”。

一时间，山里炮火连天，枪声日夜不绝。

廖磊不跟他们硬碰硬，把部队拆散了，分成小股，在山里跟鬼子兜圈子。

那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白天怕鬼子飞机，不敢生火做饭，只能嚼生米、啃干饼子，有时候连干的都没有。

晚上趁着天黑，在没有路的山里急行军，脚上穿的草鞋没几天就磨烂了，只能光着脚在碎石子上走，一走就是一串血脚印。

饿得不行了，就挖野菜、剥树皮吃。

廖磊自己，是全军最苦的那个。

他本来就有很重的高血压，进了山里缺医少药，加上没日没夜地操心，病一天比一天重。

有时候他正看着地图，突然就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得扶着墙才能站稳。

警卫员看着心疼，劝他去山后头稍微安全点的地方歇歇。

他每次都摆手：“我的兵都在前头跟鬼子拼命，我这个当总司令的能躲到后头去睡觉？”

就在那些阴冷潮湿的山洞里，他点着一盏呛人的桐油灯，趴在地图上，一道道命令从这里发出去，指挥着数万人在绝境中求生。

他的身体像根蜡烛，在慢慢烧干，但他的精神头却比山里的石头还硬。

因为所有兵都看见了，他们的总司令跟他们吃一样的苦，受一样的罪。

最后，日本人拖着几千具尸体，灰溜溜地撤了。

打退了扫荡，廖磊也想明白了，光靠打仗是撑不下去的。

他开始带着部队搞“军垦屯田”，让士兵们一手拿枪杆子，一手拿锄头把子，自己开荒种地，解决吃饭问题。

他还想方设法弄了些破机器，建了个小兵工厂，修枪、造手榴弹和地雷。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在这么个朝不保夕的地方，他竟然还办起了学校，把那些没书读的野孩子都收进来，教他们读书写字。

有个老乡有次去田里，看见一个卷着裤腿、满身是泥的人正在跟士兵们一起插秧，走近了一看，竟然是廖磊本人。

老乡拉着他的手，眼泪当场就下来了：“将军啊，您这哪是当官的，比我们庄稼汉还像庄稼汉。”

廖磊只是笑了笑，用沾满泥的手抹了把汗：“都是中国人，都是为了把小日本赶出去，还分什么官和兵。”

但人的意志再硬，也扛不住身体的垮塌。

1939年10月23日，在安徽金寨一个叫“江家店”的小村子里，廖磊的临时指挥部里，他又是一宿没睡。

桌上摊着军用地图，一份紧急军情刚送到。

他弯着腰，正想在地图上做个标记，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眼前一黑，整个人直挺挺地向前栽倒，重重地砸在了那张他看了无数遍的地图上。

警卫员冲进来，七手八脚地把他扶到床上，满山遍野地去找医生。

可在这缺医少药的鬼地方，一切都晚了。

因为连日劳累和高血压急剧恶化，突发性脑溢血，夺走了这位将军的生命。

他就这么走了，一句话都没留下。

那一年，他49岁。

消息传开，整个大别山都哭了。

那些平日里流血不流泪的广西汉子，抱着自己的枪，哭得像个孩子。

他们知道，那个总把最后一口干粮分给他们，那个带着他们赤脚走山路的总司令，再也回不来了。

山里的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手里捧着家里最好的东西，有热乎的红薯，有刚煮好的鸡蛋，跪在灵堂前哭喊：“将军啊，你还没吃饭呢，怎么就走了啊…

李宗仁后来亲自赶到大别山为他致祭，看着廖磊的灵柩，这位铁血统帅老泪纵横，他对着棺木说：“蕴璞，这副最苦的担子，你替我扛住了，是我对不住你。”

廖磊死了，死于脑溢血，不是枪炮。

他倒下的那张地图上，标注着他未竟的路线，而他用命点燃的那片根据地，一直烧到了日本人投降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