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大特务毛森回浙江探亲，浙江省长亲自会见，一生中罪行累累

1992年5月的清晨，香港启德旧机场湿气氤氲。七十五岁的毛森扶着妻子胡德珍的手，踏上飞往上海的航班。这是他离乡四十三年后第一次正式回到大陆。检票口前，一名年轻边检人员扫过护照，低声提醒同事：“这位老人来头不小。”毛森闻言，苦笑不语。他的心思，却早已飘向故土西南角的江郎山。

飞机降落后，毛森没有停留，直奔浙江江山。一路上，他频频摇下车窗，看田埂、看溪水，像要把所有熟悉又陌生的景象重新刻进记忆。车到老宅，他抚摸斑驳木门，喃喃一句：“还在。”这句轻声感叹，是给家的，也是给自己跌宕半生的回响。

时间倒回到1907年7月，江山一户书香人家添了男婴，取名毛森。父亲靠教私塾维持生计，却极看重学问。少年毛森聪明，篆书写得端正，乡亲皆说这孩子将来能考个好功名。1925年，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彼时校内新思潮涌动，各式讲座、壁报此起彼伏。毛森曾在校园角落与同窗议论时局，语速急促，目光犀利。谁都未料，两年后他会穿上军装，命运从此拐弯。

1927年北伐枪声尚未散去，他进入国民革命军，辗转结识戴笠。1932年入黄埔八期特科班，操场上一遍遍掷手榴弹、拆枪械，他都跑在最前。毕业分配到复兴社特务处，他第一次体会“隐身于人群”的刺激。资料记载，当年“福建事变”期间，他伪装新闻记者，在前线帐篷里对将领低声劝说，“中央不会坐视，你们扛不住。”几句话动摇军心，事变迅速瓦解，抗日统一战线进程受挫，这是他仕途加速的开始。

之后的上海滩，灯红酒绿与暗巷杀机并存。毛森短短几年，从情报股升到上海站站长。他编织出一张覆盖租界、港口、报馆的情报网，代号密密麻麻贴满档案柜。抗战爆发后，他对日伪同样“不留情面”。1940年春，他策划刺杀傅筱庵。事成之夜，法租界咖啡馆里，特工低声向他报告：“目标已倒地。”毛森只淡淡回答：“散。”此举的确震慑了汪伪，但也令日方悬赏通缉，军统内部因此给他加了“最难缠的疯子”标签。

然而锋芒转向共产党，情形骤变。1947年至1949年，他任上海警察局长兼“行动总队”督导，对地下党、民主人士展开地毯式搜捕。档案里一行冰冷数字——三个月三千余人被捕——足以说明手段。证词称，有青年学生被关入英租界旧仓库，夜里水管冰水直灌，直到口不能言。毛森亲笔批示“速处”，很多人没能见到天亮。上海解放前夕，他下令销毁卷宗，审讯室炉火通红，残留焦糊味凝在走廊，令人至今心寒。

1949年5月，解放军进城，毛森化名“谢伯骐”登船去台湾。多年后他回忆那夜，“只带走一只皮箱”，但箱内不仅有换洗衣物，更有未公开的绝密电码本。抵台后，他在情报系统里继续服务，然而美国政策转向，台湾经费紧缩，他的实际影响迅速衰减。1957年，毛森赴美，先在纽约筹设“自由中国之友会”，后干脆定居洛杉矶。公开场合，他谈抗战英勇事迹；私下夜半梦醒，却常自斟苦酒。

进入八十年代，他患糖尿病、高血压，行动日益迟缓。三子毛河光赴大陆高校讲学归来，带回一张合影：学生们在图书馆前排队听讲座。毛森盯着那群年轻脸孔，沉默良久，说了句：“这才是该干的事。”从那以后，他萌生回乡念头。1991年，他通过香港老同乡递信至浙江省侨办，表达探亲意愿。相关部门考量再三，提供便利通道，但要求全程低调。毛森欣然接受。

1992年5月18日，他抵杭州。浙江省长葛洪升在省府会见，礼节简短，却意味复杂。公开资料显示，省长致辞感谢毛森多年捐资助学，两人握手留影，仅此而已。会见后，他被安排参观西湖边一所小学，校长提到图书楼设备正由“毛森教育基金”资助。毛森听完，长叹：“也算补个窟窿。”周围人默然。

接下来的几天，他登江郎山，看廿八都古镇。山风拂面时，他忽然说：“当年我把刀对准自己人，现在想想，冤魂太多。”陪同人员记录下这句话，之外再无更多忏悔。6月初，他飞返洛杉矶，身体状况急转直下。10月20日，他在当地医院离世，终年八十五岁。遗嘱载明：个人存款二十万美元捐作江山县教育基金，骨灰择日归葬祖坟。

毛森的名字，在历史书脚注里往往只出现一行。但那一行背后，是无数密令、暗杀、抓捕与血迹，也是一个时代瞬息万变的剪影。生前，他曾对友人低声嘀咕：“我不是英雄，也不是魔鬼，只是棋子。”这一自我定义，也许难以说服曾经蒙难的家庭，却勾勒出特务群体共有的宿命：在巨浪里擅长翻身，却逃不过浪头最终的覆没。

他带着矛盾与悔意离开人世，留下一笔捐款、一部尚未公开的回忆录、以及众多尚待厘清的案卷。历史学者整理档案时发现，不少文件仍因涉密而封存。究竟还有多少真相沉睡尘封，尚难窥知。但可以肯定，毛森的浮沉生涯，已刻在民国政治的斑斓裂缝之中，提醒后人：任何权谋、任何刀锋，都逃不过时间的磋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