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晚年时，外国记者采访她对毛泽东看法，丁：主席对我个人不错

1951年7月的一个傍晚，北京城像个蒸笼。颐和园后山，游人散去，知了还在叫。忽然，一阵脚步声踩过碎石路，警卫员敲开了丁玲的房门：“丁老师，有位首长想见您。”

她还未来得及放下笔，就听见院子里传来爽朗笑声。“哈，丁玲同志！”门口站着的，正是毛泽东，身后跟着罗瑞卿。毛泽东汗衫早被汗水浸透，却精神奕奕。丁玲愣了两秒，随后拉着他的手往屋里让座。

这不是两人第一次在文字之外相逢。十五年前，1936年11月，陕北保安的窑洞灯火下，丁玲第一次与毛泽东对面而坐。那时她刚从南京雨花台的高墙里走出，衣衫单薄，却满眼倔强。

毛泽东听完她在狱中的遭遇，沉吟片刻，提笔写下《临江仙》：“虎啸风生，鹰扬日暮。”字字铿锵，算是送给这位“笔杆红军”的见面礼。随后一句“跟前方总政治部去吧”，把作家直接推向了硝烟弥漫的陇东。

在前线，丁玲没端过机枪，却用稿纸替战士们吶喊。《陇东通讯》《三八线外》一篇篇见报，她的“文笔当三千毛瑟”这句夸赞，就是那时红军里流传开的。

1937年春天，延安窑洞里常有夜谈。毛泽东谈李白、苏轼，也批评丁玲“名士气重”。她咬牙住进互助组，磨豆子、挖菜窖，体验生活。几个月后，《田保霖》问世，写穷苦农夫的酸甜苦辣。稿子放到主席案头，他把茶杯重重一扣：“这就像一把锄头，挖到地里了。”

抗战胜利后，丁玲奉命北上。1946年夏，她在宣化、易县几个村子跑土改，白天开斗争会，夜里点煤油灯改手稿。《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雏形，便在土墙炕头上诞生。

1949年春，她携打印本去西柏坡找“老朋友”过目。毛泽东边散步边问：“土地斗争写成这样，农民认吗？”丁玲回答：“让他们自己看。”五月底，胡乔木的电报追到大连——小说可印，赶在世界妇女大会带出去。这背后的绿灯，众人心知。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官职一串，宣传部文艺处、文艺报、人民文学……她自嘲“满桌子公文塞住了小说”。忙归忙，1951年那次颐和园的“小会客”，让她重新燃了火。毛泽东吃完两碗西瓜，笑说：“还是要写，为工农兵立传嘛。”

此后几年，《杜桐花》《沙菲女士的日记续编》等接连出版。丁玲说过一句戏言：“他批评我，我就写；他夸我，我更得写。”这句话在文艺圈广为流传，半是打趣，半是敬畏。

进入六十年代，风向骤转，丁玲的名字沉寂了。她被派去北大荒农场劳动，夜里冻得直抖，仍偷偷写草稿。对于那段岁月，她后来只在回忆录里淡淡一笔：“好冷，好长。”

1984年秋，巴黎一家通讯社记者在北京约到76岁的丁玲。录音机刚摆好，问题直奔核心：“您怎样评价毛泽东？”丁玲端起茶杯，想了几秒：“主席是伟大的……对我个人，他确实不错。”随后，她提笔写下“人贵有真情”四字，递给对方。

采访结束，记者收起器材，还有一句好奇：“如果再见到毛主席，您最想说什么？”丁玲轻轻摆手：“一句话就够了——我还在写。”

椿树巷的斜阳落进屋檐，纸面反光刺眼。老人低头翻着旧稿，字迹已因岁月发黄，但页脚那行熟悉的题词——“丁玲同志一支笔，胜过千军万马”——依旧清晰。它像一把火苗，烧过烽烟，也照进了她晚年的静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