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这份寒冷源于高昂的取暖成本与微薄收入之间的尖锐矛盾。在河北农村，一个采暖季动辄三五千元的天然气费用，足以吞噬许多家庭全年的种地所得。对于孔轩父母这样依靠二亩半地年入仅三千余元的老人，或孙大爷这样需长期服药、收入拮据的留守家庭，敞开取暖意味着经济系统的崩溃。当“烧不起”成为最常听见的声音，选择“硬扛”——每天只开两三小时暖气，甚至完全依靠烧棒子芯、枯树根烤火，便成了无奈的生存策略。室内的冰冷（常常仅有7度左右）与身体的病痛（咳嗽、感冒、关节疼），是这份经济压力最直接的物理转化。
寒冷来自于房屋条件与取暖方式的错配。农村自建房墙体薄、密封差，热量极易散失。而“煤改气”后安装的壁挂炉，往往需要为整座房屋供暖，无法实现分室取暖，能耗高效率低。这使得即便咬牙用气，也常常是“挨着暖气的地方热，其他角落依旧冰冷”，难以达到过去烧煤时20度的暖烘烘体感。取暖设备从经济、实用的煤炉变为昂贵、能耗高的燃气系统，但居住空间的热工性能并未同步提升，加剧了“烧钱还挨冻”的困境。
“煤改气”作为环保举措大力推行，初期补贴曾带来希望，但补贴退潮后，留下的却是远高于京津地区的用气价格。尽管有巡逻与禁煤标语，部分困难老人获得了使用清洁煤的“兜底”例外，但对于大多数既非极端贫困、又无力轻松负担的普通农户而言，他们被困在政策与市场的夹缝中：烧煤被禁，烧气太贵，烧柴受限，只能靠身体和意志“硬扛”。偶尔的气压不足、夜间停气，更让这份保障显得脆弱。
这份寒冷是心理与情感上的。它在于父母为了省下儿孙回家过年的取暖费，而自己整日蜷缩在阳光下做手工；在于子女明知父母受冻、担忧其健康并发症，却因自身谋生艰难而无力周全；也在于一代人对“过去烧煤的暖冬”的共同记忆，与当下“屋里屋外一样穿”的现实所形成的冰凉对照。这种寒冷，是尊严在生存压力下的隐忍，是两代人之间默默传递的、关于“牺牲”与“爱护”的无声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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