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泽东得知载涛生活困难，致信章士钊：送上人民币2000元

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北京的夏夜闷热。人民大会堂的一间休息室内，毛泽东和周恩来正与几位新老朋友谈笑。一位白发却腰杆笔挺的老人被引了进来，他就是68岁的爱新觉罗·载涛。毛泽东握手时顺口问：“你和溥仪还有联系吗？”老人忙摆手说：“他是战犯，怎敢来往。”毛泽东哈哈一笑，叫人安心。屋子里的气氛，就这样从拘谨转向温暖。

载涛的名字，清末民初的史书并不陌生。光绪二十五年生人，他少年留学德国，见识过普鲁士军制，回国后曾任陆军大臣。辛亥风云一起，王公大臣的荣耀倏忽变色，家底丰厚虽未瞬间瓦解，却像冬雪遇春，渐次消融。最难的是北洋时期，俸银缩水，族产抛售，最后只能在前门摆摊修钟表，换口饭吃。有意思的是，他始终拒绝日本人的“亲王”高帽。关东军威逼利诱时，他拍案：“要么开枪，要么请回。”这句硬话，在乱世传为小小佳话。

北平和平解放后，街道派出所长上门请他协助工作。曾经的“七爷”，被邻居们改口叫“老载”，称呼一变，身份也就从旧日贵胄转成了社区大爷。载涛拿着扫把站在胡同口，看见小学生路过，会一本正经地纠正队列，颇有当年阅兵的架势，街坊们笑他“弼马温改行当城管”。他也乐，回一句：“人民的差使，怎么都行。”

国家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军马短缺。1950年夏，朱德签批命令，让载涛主持挑选两万五千匹军马运往朝鲜。年逾花甲的老人骑在马背上，穿行宁甘草原，风沙刮得脸如老树皮。他摸一匹马的鬃毛，嘴里还念叨：“这家伙踢劲大，能拉炮。”同行的年轻军官背后议论：“真看不出，这老爷子拼得这么狠。”一句玩笑，掩不住他们的钦佩。

比沙尘更难挡的是生活窘迫。老宅年久失修，一下雨就漏，月俸150元，既养家又顾不上修屋。偏偏他爱面子，逢人笑呵呵，从不言苦。消息传到北京，却绕了个大圈子：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同章士钊谈教育，忽然问起溥仪的近况。有人提及溥仪叔父艰难度日。毛泽东皱眉，“载涛是老同志，不能让他捉襟见肘。”说着，当场决定从稿费里拨两千元，让章士钊转交。

两千元在当时是笔大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年工资。章士钊领了信件和现款，先去东城区一处灰墙青瓦的小院。见面刚寒暄，他递上信笺。载涛抖开的瞬间，手微微发抖，墨迹遒劲却有些抖歪。他读完，只说了八个字：“春风拂面，何敢当之。”随后在炕桌上摊纸，写了回信，字数不多，只感谢一句“主席念旧，愚叟铭心”。那夜，北京起了小雪，老屋房梁没再滴水，因为家中已经悄悄拉起油布，等春暖便动工修缮。

同一时间，章士钊也带着另一封信去了溥仪处。溥仪刚凭《我的前半生》得到第一笔稿费，自觉手头还算宽裕，推辞道：“我不能再给国家添麻烦。”章士钊笑：“主席说这是心意，你若不收，他心里不安。”两人一番谦让，终究还是收下。溥仪夜半提笔留诗，写“倾海难尽党恩”，文笔未改旧皇帝气，心境却已和当年大不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笔钱并非一次性温情。1965年，北京市民政部门专门为载涛调拨木材，帮助加固老宅；又在宣武区给他安排了门诊绿色通道。有人纳闷：“一个前清亲王，何至此待遇？”熟悉内情者摇头，“新社会对人不对姓，认的是态度。”这话听着朴素，却点明了时代逻辑。

时间推回1962年初春，颐年堂小宴还历历在目。毛泽东引着溥仪入座时说过一句半真半玩的调侃：“昔日皇帝，如今公民，大家同桌喝茶，有什么不自在？”这句话后来被载涛讲给家里孩子听，孩子们乐成一片。第三代里，有的在首钢炼铁，有的在内蒙古放牧。祖父年轻时骑欧洲战马，如今孙辈握焊枪、学勘探，日子翻篇，也算对得起他当年拒绝当汉奸的一口硬气。

1967年5月，载涛病逝，享年80岁。治丧小组去清理遗物，发现最醒目的不是古董，而是那封1964年2月的信，半旧信封贴着印泥，夹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有人轻声念出信中一句：“送上人民币二千元，请为转致载涛先生为荷。”屋外树梢掠过一阵风，檐下铜铃叮当，像是老人最后一次回应——那个冬天的雪夜，他已在心里收好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