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前夕，任弼时希望出席典礼，毛主席却不同意：安心养病

1949年9月29日夜，玉泉山秋意渐深，任弼时倚窗喘息，山下城灯不断跳动。他撑着笔，在纸上写下寥寥几句，请示能否到天安门参加十月一日的盛典。

消息当晚送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看完信后沉默许久，抬头问医护：“要是他出席，人能撑几小时？”医生只摇头，说不好。

任弼时病得不轻，这并非一天两天的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一起缠身，从前年筹办青年团大会开始，他就像一头拼命赶路的骆驼，硬生生把身体掏空。

时间拨回1921年春。湖南少年走进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次听到全盘的马克思主义体系。那时他写下“造成大福家世界”七字誓言，还在寄回长沙的信中说，要为穷苦人谋一条生路。

回国后，他与毛泽东在上海汇合，又转战井冈、长征、延安。一路走，一路瘦，别人睡觉他读文件，别人吃饭他写电报。“谨慎”二字，几乎刻进骨头。延安保卫战时，他顶着枪声同敌人周旋，只为掩护中央，连夜徒步五十里，脚底起泡也未吭声。

也正因为这份谨慎，陕北转战中他和毛泽东出现过争论。任弼时主张北移或东渡黄河，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牵制胡宗南。短暂的火花过后，两人依旧并肩。到了战役结束，毛泽东一句“忠诚坦白”，算是对这位老战友的最高评价。

进入1949年春，南京城头插起红旗，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可就在欢呼声此起彼伏时，任弼时突然因为视网膜出血昏倒。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决定：立刻送玉泉山疗养，任何工作暂停执行。

不得不说，这个决定几乎是强制。任弼时放不下电报机、放不下报表，更放不下刚刚起步的青年团。医生只好把书报全收走，每日报刊由秘书朗读。不读还好，一读，他又把地形图铺满桌面，用铅笔标注前线推进的箭头，兴奋得满脸通红。

就在这种半休半工的状态中，9月的日子走到了尾声。北平城到处是彩旗，军乐队反复排练《东方红》和《义勇军进行曲》。任弼时心痒难耐，于是有了那封请战似的“出席申请”。

第二天下午，电话线连通玉泉山。话筒里只传出一句：“弼时同志，养病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声音不高，却不容辩驳。任弼时握着听筒，许久才答：“服从安排。”

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三十万军民齐声欢呼。无线电另一端，任弼时端坐收音机前，听到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没有鼓掌，反而用力握拳，指甲深深嵌进掌心。

开国大典后不到一个月，苏联专家抵京会诊，建议：每日工作不超四小时，必要时全休。可天有不测。1950年6月朝鲜战火点燃，国内文件、电报骤增，任弼时把“每日四小时”硬拉成八小时。

10月25日凌晨，他在办公桌前猝然倾倒。抢救整整两昼夜，终究没能阻住大面积脑出血。27日清晨，46岁的任弼时停止呼吸。床头一摞未批完的文件，被风吹得微微翻页。

噩耗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放下电报，站在窗前很久不说话。那两条红鱼仍在鱼缸里游，水面偶尔泛起涟漪，却再无人凝视。

1950年11月，八宝山下，一块汉白玉碑刻上八个大字——“任弼时同志之墓”。碑额右下角，落款“毛泽东”。字不多，却份量沉重。

细看这位“党内骆驼”的一生，年少立志，三十载奔波，生死关头从未后退。开国大典上他缺席了城楼，但共和国的底色里，有他留下的深深笔画——忠诚、谨慎、忘我，这些字眼经年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