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时分，陈云第一次去鲁迅家里拜访，尊敬地说了声：久仰得很

1949年11月，上海外滩的江风又凉又烈，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被人为炒到三十比一，投机商人眼看就要撬动全国物价。陈云在南京路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批下一纸命令：查封“证券大楼”，238名首恶当晚被捕。第二天清晨，街头布告贴出，银元风波戛然而止。有人好奇，他那种“刀口舔血”的镇定到底从何而来？答案要追溯到十七年前的一个雨夜。

1932年12月23日，夜色笼罩北四川路，钟楼刚敲过十一下，细雨打在石库门门檐。陈云蹬着一辆旧脚踏车，沿着电车轨道滑到鲁迅寓所门口。路灯昏黄，他仔细扫视街角，无异常。这种警觉并非天生，而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给他烙下的习惯。当年五月，向忠发泄露周恩来住址，中央特科差点全军覆没；危急中，陈云临危受命重组特科，将暴露人员快速转移，甚至用几千元买下二十余家小铺，外卖包子、内联同志。从那一刻，他明白“安全”两个字的分量。

门扇被轻轻推开，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披着长衫探出头。陈云压低嗓子：“周先生在家吗？×先生让我来，同×先生碰面。”短短一句暗号核对完毕，他被领进窄窄的楼梯。客厅煤油灯摇曳，瞿秋白正把两只旧包袱扎紧。见来人，他开口第一句就是：“远不远？”陈云答：“路长，得叫三辆黄包车。”鲁迅闻声走出书房，灰布棉袍微微沾着墨迹，眉头紧锁却不失果决，“不必他去，我派人叫车。”这一点小心思，在特科眼里却是关键，陈云微微点头，心里暗赞周先生的谨慎。

雨声砸在窗棂，屋内静得能听见钟表走针。瞿秋白抓住空隙做正式介绍：“鲁迅先生，这位是陈云同志。”陈云上前一步，沉声一句：“久仰得很。”对面那双疲惫却锋利的眼睛，打量了他几秒，轻轻颔首。简单寒暄后，鲁迅问：“夜里可行？”陈云答：“雨大，篷子遮住，看不清人，正好。”客厅门开，车伕的吆喝隐约传来。瞿秋白转身嘱托：“我要的两本书，劳烦先生改日交××，或请陈同志来取。”陈云接话：“过几日必取。”鲁迅随即叮咛：“抵达后，明早让××来报平安。”言罢，站在门口，灯火映着雨丝，目送三人下楼。陈云拐过楼梯回望，记牢了那张略带忧色的面孔——这也是双方唯一的一次谋面。

两个小时后，黄包车停在公共租界法式医院旁的小弄堂。瞿秋白夫妇转入接应点，而陈云继续往外滩方向折返，换掉湿透的皮鞋，消失在夜雾里。任务完成，可麻烦远未结束。翌年春，上海形势更凶险，陈云被迫离沪，随五军团踏上长征。1935年5月，队伍行进至大渡河，他忽然从行军序列“消失”——中央命他折返东南，恢复白区联络并寻找与共产国际的通道。为掩护身份，他用特科旧名“李介生”住进法租界永安旅馆。黄包车的帷篷换成西装帽檐，但危机感如影随形。

在上海短暂停留的一个多月，他写下《随军西行见闻录》，署名“廉臣”。手稿装进帆布包，沿海乘苏联货轮抵海参崴，再转火车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急缺经济学教师，共产国际执委会看中陈云的实际经验，让他挂名代理副教授。白天讲授中国农村经济，晚上埋头列宁学校的英文本。为了追新闻，他给自己定下“每日三十词”的背诵表。不出半年，能独立阅读《莫斯科新闻》。1936年3月，见闻录在巴黎《全民月刊》连载，很快被译回国内，更名《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不少读者第一次通过文字了解红军长征的真实场景，这在当时影响不小。

同年12月，他奉召回国，化装经新疆返延安，再次进入中央财经系统。新中国成立后，控制上海物价、收复金融阵地的三大战役，实际上是特科作风与经济学眼光的结合：情报先行、出手精准、刀口见血。1950年底，全国物价归于平稳，毛泽东在文件旁批下一个“能”字，算是对这位老同志的嘉奖。

回望那年深夜的石库门，鲁迅的忧色、瞿秋白的轻声、雨点拍打檐口的噗噗声，都被陈云默默收藏。他留下的规矩简单却锋利：公家一分不能动，安全一刻不能松。几十年过去，旧黄包车早已成历史，但那声“久仰得很”，依旧在许多人记忆里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