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沈阳一老太临终前说，我是民国军火大盗，隐姓埋名了50年

1995年的夏天，沈阳一处安静的小院中，一位91岁老太走到了人生的最终时刻。

老太目光如炬般扫过满屋的子孙，脸上爬满欣慰的笑意，抬起骨瘦如柴的手指着自己对周围的子女说：“不需要再隐藏了，记住，你们一定要记住，我就是……是国民党……和日本人要找的……找的……那个军火大盗，中原第一女匪。”

“什么军火大盗？中原第一女匪，您在说什么呀？”儿女们一头雾水。

老太太还未来得及回答，再度陷入昏迷。这是老人的回光返照，但短短的几十秒时间里，老人所说的话让子女们全部懵圈。他们知道自己的母亲曾参加过中国革命，这些年一直在干休所颐养天年，但母亲从未主动提起过以前的岁月，他们一直以为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

当日，老太逝世。料理完老人后事的子女们满腹疑惑，老太太平时沉默寡言，连门都很少出，她怎么会是军火大盗，难道她是在说胡话？

然而经过各方打听，还真军火失窃有这么一回事。从1936年开始，国民党在东北的军火仓库，无数军火被人转移，消失的无影无踪。每次都将国民党气的暴跳如雷，悬赏通缉，但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都没能找到这位神秘的军火大盗。

难道这个从国民党仓库里转移军火的神秘大盗，就是自己的母亲？

最终，子女们通过老人的战友和历史文献，解开了老太临终遗言中所藏着的秘密，更是发现自己的母亲居然被朱德总司令评价为我军的“超级间谍”和 “军火大盗”。”

老太名字叫高崇德，于1904年出生在辽宁省黑山县一个小荒村。那个苦难的年代，男人被当牲口，女人被当男人来用。高崇德8岁的时候，父亲病逝，由于家中无钱治病，高崇德是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被病痛折磨致死，在她眼前咽气的。

为了养活她和年幼的弟弟，高崇德的母亲做各种苦力来维持生计，小小年纪的高崇德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和世道的黑暗。

当时“公平、公正、民主”的新思想开始传入中国，高崇德深受启发，认为依靠武力才能实现这条道路，因此不顾母亲阻拦想要去当兵。

女孩子当兵在那时属于离经叛道的行为，而且民国的部队装备简陋，很大部分是冷兵器作战，因此没有军队认为女兵有一战之力，反而视之为累赘，于是高崇德的梦想戛然而止。

1928年，随着日军的咄咄逼人，一支东北军来到了黑山县，负责驻防工作。这支东北军是116师，其647团的团长是吕正操。

当不了兵但有机会到练兵场观摩，高崇德很高兴，去了一次又一次，风雨无阻，每天打卡。高崇德年轻漂亮，充满了青春活力，辨识高，去的次数多了，被人惦记上了。

这个惦记她的人正是647团的团长吕正操。吕正操最开始是好奇，当时日军和东北军摩擦不断，这个姑娘天天来，让他心生狐疑，该不会是被日军蛊惑或收买的奸细吧。

吕正操于是让人把高崇德请过来，说是请，实际是两个士兵过去，如果反抗那就来硬的。高崇德生平未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一看有机会进军营溜达，反而高高兴兴地去见吕正操。

高崇德不认生，大方得体，干净利落，一番交谈后，吕正操再无怀疑，告诉高崇德：“以后你可以走进军营里面来看。”

很多吸引都是从好奇开始。很快，吕正操和高崇德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两人之间的情愫也在慢慢滋长，一段时间后高崇德嫁给了吕正操，成了团长夫人，高崇德万分欣喜。

新婚之后，两人如胶似漆，经常是出双入对。那个时候的军队没有那么泾渭分明的规章制度，一切长官说了算，因此吕正操去操练新军、打靶等，都把高崇德带在身边，没有所谓的后宫不许干政。

高崇德对射击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乱世，这可是救命技能。高崇德在这方面还真有天赋，悟性好又能吃苦，没过多久，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两夫妻枪法都好，士兵把她与吕正操称之为军队里的“神枪侠侣”。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突然向沈阳发动进攻，并迅速用武力不断侵占东北的各个村落，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高崇德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中，跟着众人将标语贴在家家户户的矮墙上，更是领头发起了众多演讲。

东北沦陷后，高崇德随吕正操的部队撤退到关里。不同于大多数国军将领的夫人养尊处优、醉生梦死、一惊一乍的。高崇德站出来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以牙还牙，驱除日寇，打回东北。

高崇德的爱国和铁血行为引起救亡组织里面中国共产党人的注意，这是一个可发展的好苗子。于是他们经常送一些苏维埃的报刊和书籍给她，思想上潜移默化地影响高崇德；行动上，他们积极配合高崇德收容原东北军的伤兵、散兵，成立东北救亡团体。

这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形成鲜明对比，高崇德心里的天平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下半年，高崇德被中国共产党人带到一家书店，在这里她见到了一位老人——中国共产党的政府主席林伯渠。

林伯渠讲了我党的政策方针和愿景使命后，幽默地对她说：“我给你当领导行不行？今后你听我的，可以吗？”

高崇德以为要她带领东北救亡团上前线，满口答应，表态“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鞍马裹尸还”。林伯渠笑着对她说：“不是让你上前线，还有很多事比上前线直接打日本鬼子更重要！”

林伯渠告诉高崇德：“现在有一个任务，只有你能做，其他人几乎不能完成。我们需要你利用国民党军官太太的身份，想办法为八路军偷偷运输军火弹药，会有专门人员跟你交接。切记，此次任务相当重要，不管是谁都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当时我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张关头，一方面要面对穷凶极恶，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另一方面，还要处处防备“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吃的是小米、地瓜和红薯，拿的是大刀、红缨枪和清末时期制造的热武器。

林伯渠此行的目的是希望从东北军那里购买一批军火，因为东北军被蒋介石强令不得反抗，虽然憋屈地遵守了这项规定，但部队从上到下心里窝了一肚子的火，对小日本恨不得剥皮噬骨。谁愿意打日本人，他们是举双手支持和赞成，因此林伯渠决定以东北军为突破口，从他们这里购买军火运回根据地。

东北军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无论补给还是待遇方面都被区别对待，造成东北军不得不自谋出路，改善生活。当时东北军上下都贩卖烟土、军火，充当镖师，护送押运，赚取佣金……

有钱能使鬼推磨，林伯渠出价不菲，何况中国共产党购买武器回去是武装八路军抗日，因此不少东北军部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把整个军火库出售，然后上报为“战损”，填一些表格，签字画押就完了，没人在意。

次数多了，国民党方面负责补给的人不干了，哪有三天两头这么损耗的。这比正面作战部队的损耗还大啊，于是下令编制详细明细，记录每一样武器对应的具体人员是谁，签字画押，责任明确。

正常的购买渠道被堵住了，那就进行非正常采购了。那时当兵没有军饷，有也非常低，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乱世，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当兵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高崇德是军官太太，所有人都知道她不爱红装爱武装，喜欢打枪，喜欢往军营里钻，所以见怪不怪。这些机会让高崇德可以频繁的出入军队各部，了解军火库的各项情况。

高崇德在掌握相应信息后，首选那些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或家人在很远地方的库管员作为主攻目标，因为这些人才能没有任何顾忌地携款潜逃。

接下来，高崇德退居幕后，派人去和这些人洽谈，高价购买军火。

高崇德不仅在东北军里面买卖军火，还派人渗透到伪军部队。相对于而言，伪军因名声不好，受人鄙视，更容易出现军需官等几人，把军火高价一卖，拿着钱带着老婆家人远走他乡，隐姓埋名。

后来监管严了，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高崇德采用“积小胜为大胜”的方式，从士兵手里高价收购枪械弹药。士兵们通过上报战损，或者打仗缴械后不上交，全数卖给高崇德。这种方式看似零散，效果却不容置疑，这就像现在的电商搞蔬菜配送，从每个老百姓手里只要赚回一块钱，那都是14亿，因为人口基数大。

军火搞到手，运输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沿途尽是国民党的关卡。虽然国共合作，但那是蒋介石的无奈之举，国民党对苏区的物资管控，如食盐、铁器、录音机等的禁运依旧存在，关卡依旧未拆除。

高崇德用两种方式进行军火运输:一种是搞来官文，以吕正操私人财物运回老家的方式，沿途免检。此时的吕正操已经升任国军旅长，当时国军高层中饱私囊的比比皆是，各自的驻守之地都可能是他人的老家老宅，对私人财物，互相大行方便之道进行免检是国军普遍的“潜规则”。这种方式用一次两次可以，不能频繁使用。

第二种方式是瞒天过海。高崇德和中国共产党通过送礼和走关系，找到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给吕正操部691团搞来了“第一战区独立游击队”的合法番号。吕正操为支队司令，高崇德为支队的留守处长，有了合法身份，就好创造条件了。

高崇德的东北救亡团聚集了300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在里面宣传民族救亡，将这300人拧成一股绳子。高崇德从丈夫吕正操那里要来名额，将300人组建成一个营，定期出去拉练。

他们每人携带两三支枪和大量弹药，到了边远地区就把武器弹药交给接应的八路军陕西办事处。沿途如果遇到国民党关卡，高崇德就把身份一亮，那些守卫无不立刻放行，谁敢没事阻拦一个国军旅长的夫人。

高崇德用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将大量军火转移给八路军。八路军战士们对忽然多出来的弹药感到奇怪，问上级：“这些是我们自己兵工厂制造的吗？”上级两手一摊：“我也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

日本鬼子则惊呼：“八路的军火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国民党情报机关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共产党的兵工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生产了这么多的武器，还仿制出了这种炮弹，不容小觑啊！”

作战部队不正常的战损报告最后还是引起了蒋介石和日军的高度注意。蒋介石屡次派人调查无果后，心中更是大为恼火，气愤不已，但山高皇帝远，他认为下面的人顶多是中饱私囊，将军火卖给地方杂牌军，也就不了了之。

1938年秋天，国民党高级军官在视察八路军部队时，发现八路军部队里充斥大量的国军军火器械。自己仓库内对不上账的军火，居然凭空消失都到了八路手中。国军内部瞬间炸开了锅：“你们的饭都是白吃的吗？在眼皮底子下，这么多弹药怎么就飞到了八路手中？”

国民党不敢怠慢，立刻对各部的军火库进行库存盘点。纸包不住火，检查人员发现东北军的军火库基本只剩一个空壳。

国民党震动，蒋介石暴怒，亲令军统局戴笠督察，限期破案；日军和汪精卫听到国民党这边传来的消息后，联想到八路军飙升的火力，立即警觉，举一反三，开始内部盘查，不查不知道，发现自己的军火库也是损失惨重。

“八嘎，我们让八路玩得团团转，他们光天化日下将我们的军火偷走，去给我查，谁有这么大本事。找到这个人，重重有赏。”

东北军和日军军火库失窃数额之大，闻所未闻。双方派出大量特工，而这起案件也因影响巨大，被定名为——民国最大军火仓库被盗案。日军则称高崇德为“中原第一女匪”。

高崇德小心谨慎，做的很隐秘，交易过程中一直位居幕后，每次出去洽谈或接头的人都是经过几级授权和指派，因此敌人调查了许久，仍未锁定她。

1939年，高崇德在与日军的作战过程中，途经晋东南太行山，刘伯承司令亲自接见了她，共进晚餐。刘伯承直言不讳地告诉她：“八路军有一批迫击炮，但只有炮架子，没有炮弹。能否搞一点？”高崇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迫击炮对于国军而言都是紧俏货，很难通过购买获得。回去后，高崇德以部队需求向上面申请了一批。国民党不疑有他，很快批准了一批。

迫击炮弹两头尖尖的，拿不好拿，抱不好抱。八路军驻地在偏僻之地，道路颠簸，稍微不慎发生碰撞，炮弹就进入触发状态，杀人于无形。

为了运输，高崇德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肩挑手扛，完完全全置生死于不顾，给八路军运了过去。

这一次，高崇德为八路军送来了二十多枚炮弹和两万多发子弹，因为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和重体力搬运，她的体重直接掉了40斤。国民党戒备森严，高崇德竟然能弄来这么多弹药，连朱德总司令都对她连连称赞。

随后，因为战备需要，高崇德又向上级打了报告索要迫击炮。正是短时间内的两次申请，让她暴露，引起了国民党特工的关注。高崇德的身份特殊，而且国民党特务也没有收集到真凭实据，军统投鼠忌器。

军统特工告诉戴笠：“基本可以锁定无误，这起失窃案的幕后主谋就是吕正操的太太高崇德。”

戴笠问：“消息可靠。”军统特工说：“确认无误，但麻烦的是没有直接证据。对方是旅长太太，我们不敢用强。”身份在那里确实难办，戴笠对军统特工下令：“暗杀高崇德”。

1940年，当高崇德再一次带领他的300东北救亡团以拉练的名义转移军火，国军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在深夜围剿高崇德，对其展开了疯狂的追杀。

猝不及防之下救亡团死伤惨重。激战中，高崇德腿部被弹片击中，身受重伤，无法动弹。救亡团拼死掩护，抬着高崇德突出重围。

高崇德重伤无法长距离移动，突围后救亡团将她藏到附近的老乡家。国军获悉高崇德负伤后，认为她跑不远，对周围乡村进行了大搜捕，重伤的高崇德被国军逮捕。

当我军知道高崇德被俘后，立刻舆论造势，高调赞扬高崇德的抗日行为，利用我党和民主人士控制的报刊，在国统区大肆宣传。

这一招让军统骑虎难下，国民党在国统区只手遮天，一党独大，但也不敢公开迫害抗日英雄。

接着我党情报人员，携带黄金找到东北军司令万福林，让他出面疏通关系，万福林找到了程潜，最后程潜下令将高崇德释放。

担心高崇德被暗杀，高崇德一出狱，八路军陕西办事处立刻秘密把她送到延安治疗。朱德总司令亲自指示医院：“一定要治好她的病。她雪中送炭是革命的功臣，我们的超级间谍！”

出院后，高崇德成为了一名正式党员，在总部机关工作。因为跟丈夫吕正操聚少离多，两人最终和离。

后续为了保护高崇德，她改了名字，外人无从获知，“民国军火大盗”就此人间蒸发

解放战争中，高崇德和一批东北籍同志组成赴东北挺进军，参加了辽沈战役，身先士卒上前线杀敌。

从那以后，这位被敌人称为“中原第一女匪”的高崇德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失踪时间长达50年不为人知。

1950年高崇德伤口复发，住进了沈阳医院，后转业到兴城苹果园工作，远离了曾经的军旅生涯。

退休后，高崇德进入辽宁省委干休所休养，从不向别人讲起过去的那段经历。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直到病危之际，高崇德才将埋在心中50多年的秘密讲了出来。1995年，这位为新中国立下赫赫功勋的老人溘然长逝，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