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安虚拟币处置｜三维度发力：构建涉案虚拟货币跨境追回处置体系

近年来，信息网络犯罪与虚拟货币的“联姻”，催生了犯罪所得跨境流动的新范式。大量资金通过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货币渠道快速转移，隐匿于全球化的区块链网络之中，给各国执法司法机关的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戚永福在《人民检察》撰文指出，我国当前在涉案虚拟货币的跨境追回与处置方面，面临着法律定性模糊、监管政策迥异、技术追踪困难、国际合作不畅等多重复合困境。破解这一迷局，亟需从规范、机制、技术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一套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有效融入国际协作的治理体系。

困境：法律差异、合作壁垒与技术幽灵

文章首先揭示了困境的三大根源。

其一，法律性质与监管政策的“全球拼图”。世界各国对虚拟货币的定位千差万别：萨尔瓦多视其为法定货币，日本承认其为合法支付方式，美国则归类为数字资产。而我国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等考量，主流观点将其界定为“虚拟商品”，并采取了日趋严格的“禁止式”监管政策。这种全球性的法律定性不统一与监管错位，导致跨境执法时面临法律适用冲突与合法性质疑。当我国执法机关试图追回流向将虚拟货币视为合法资产的国家的涉案资金时，冻结、返还等司法程序将变得异常复杂，往往不得不通过迂回的第三方渠道进行变现回流。

其二，跨境追回面临制度、合作与技术的三重掣肘。制度差异被犯罪分子刻意利用，成为逃避监管的“护身符”。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程序繁琐、周期漫长，往往错过资产冻结的最佳窗口期，且易受政治因素干扰。更重要的是，虚拟货币去中心化、匿名化、点对点的技术特性，使得传统的资金流向监控手段几乎失效，对执法司法人员的技术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其三，国内处置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方式争议与保管风险。由于缺乏明确的上位法规定，实践中对涉案虚拟货币的扣押、价值评估、变现处置等环节标准不一。无论是为防止价值波动而进行的“先行处置”，还是委托第三方变现，都面临程序合法性、透明度及财产权保护的争议。此外，涉案虚拟货币的保管主体多头、标准不一，办案人员自行保管违反“审管分离”原则，保管与移送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亦不容忽视。

出路：规范、机制与技术的三维建构

针对上述困境，作者提出了系统性的优化路径。

在规范维度，需廓清合法边界。国内法层面，应推动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反洗钱法》等法律中明确虚拟货币作为“财产性利益”或“虚拟资产”的法律地位，并细化其查封、扣押、保管、评估、变现的全链条程序规则，做到有法可依。国际法层面，应积极倡导在国际合作框架下形成关于虚拟货币法律属性与处置程序的共识，并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与新加坡、瑞士等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聚集地建立直接、高效的司法协作与快速冻结机制。

在机制维度，需优化处置全流程。探索“执法司法机关+境内第三方机构+境外持牌金融机构”的境内外合作处置模式，实现涉案虚拟货币在境外合规变现、资金合法规范回流。同时，严格规范委托第三方处置与先行处置：前者需强化对第三方资质的审查与全流程监管；后者必须严格限定适用条件（如易贬值、有转移风险），并履行权利人同意、严格审批等程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此外，应设立独立的专门保管机构，制定统一的保管规范，并利用多重签名、冷存储等安全技术建立专用保管系统，确保涉案资产安全。

在技术维度，需拥抱科技并深化国际合作。执法司法机关应主动运用区块链技术本身来对抗犯罪，建立交易监控系统，利用其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性进行追踪取证和存证核验。面对无国界的犯罪，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信息共享：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等平台建立协作网络，搭建跨境监管信息共享系统，开展区块链分析等技术交流，并敦促全球主要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履行协助执法义务。

涉案虚拟货币的跨境追回与处置，是一场发生在加密世界与实体法律之间的全新博弈。它不仅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法律适应性与监管智慧，更检验着国际社会在数字时代协同治理的能力与决心。戚永福的研究表明，唯有通过持续的法律完善、机制创新、技术应用与国际协作，方能逐步穿透虚拟货币的匿名迷雾，有效斩断信息网络犯罪的非法资金链，筑牢金融安全与国家安全的数字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