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对越战争，一名士兵遗体留在当地，31年后战友带一抔黄土回国

2008年4月4日，清明前夕，广西宁明的山雨淅淅沥沥。烈士陵园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兵突然跪倒在一块衣冠冢前。雨水打湿了他的军装旧裤，他却仿佛听不见，双手紧扣墓碑，久久不语。管理人员闻声赶来，只听他低声反复念着一个名字：“李保良，兄弟，我来看你了。”那一幕，令在场的人心里直发酸。

时钟拨回到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边防线上炮火骤起。越军屡次挑衅，我军被迫发起自卫反击。19岁的李保良和23岁的郭益民同属某师，却分在不同连队。出征前夜，二人坐在炮车后方，借着昏暗的灯盏交换遗书。“郭哥，你要是活下来，可别把我丢在山那边。”年轻人声音发颤。郭益民拍拍他的肩，憋出一句：“咱们都得好好回来。”那短短几句，后来被老兵反复回忆了无数遍。

3月初，主力部队需要转移，两人所在部队接到阻击命令。郭益民连守在最前沿，火力最猛；李保良连被安排在一公里外设第二防线。战斗打到第四个小时，前沿弹药几近枯竭，相邻阵地已经塌陷。此刻，军部电台里传来撤退口令，郭益民的连队仅剩不到三分之一兵力。硝烟掩护下，他拖着伤腿后撤，心里却惦记着后方的老乡。

片刻之后，李保良的连队遭到火箭弹覆盖。爆炸声连成一线，暗红色火光映住山边的树林。陈建国赶到掩体时，看见李保良倒在血泊中，颈动脉被弹片划开，鲜血涌出。他一把将人背起，拼命向后跑，可对岸炮击仍在追着他们。追击火力越来越近，口令再度下达：“全线撤离，不得再减员。”现实逼人，陈建国只得在一块岩石后迅速掩埋遗体，匆忙竖了两根树枝作记。那一年，他24岁，背着战友的血，头也没敢回。

部队归国后，烈士名单贴在营区墙上。郭益民盯着“李保良”三个字，愣了整整一上午。遗体下落成了机密，任何人不得擅自提及。无奈，他带着烈士证明和遗像回到老家，把噩耗交到李家父母手里。老人当场晕厥，他跪在院子里，额头碰在青石地板上，没说一句安慰的话，只留下滚烫泪珠。

随后数年，郭益民复员，被安置进橡胶厂，娶妻生子。表面平静，夜里却常被枪声惊醒。朋友劝他放下，他苦笑：“欠兄弟的，这辈子不还不行。”1980年代末，关于牺牲者安葬地点的档案仍被封存，他只能等。1990年代，经济转轨，工厂效益不好，他背着行李南下打工，口袋里永远装着那张黑白照片。

2009年，30年保密期限结束。消息一出，郭益民立刻行动。他张贴横幅，登报寻人，到处联系昔日战友。多家媒体报道后，线索纷至沓来。先是同排战友许平提供了受伤经过；再是湖南长沙的陈建国给出了掩埋坐标。那天夜里，电话里传来陈建国沙哑的声音：“我记得那块石头，像头牛。”接着又补一句，“对不起，兄弟。”听完，郭益民在话筒这头沉默许久，只回了句：“别自责，我知道你尽力了。”

2010年春，郭益民乔装成商贩，只身越境。那片山地已长满灌木，原先的标志石被青苔覆住。折腾了三昼夜，他翻遍沟坎，终究没寻到骨骸。体力耗尽后，他跪在乱石间，双手抬起一捧泥土，喃喃道：“保良，没有找到你，哥带你回家，行不行？”风把他的声音散进山谷，无人回应。

返回国内时，边检人员发现他衣兜里的透明塑料袋。郭益民如实相告，对方沉默良久，只说：“走吧，老兵，节哀。”那一捧黄土被他安放在背包最底层，像守护生命一样珍重。

同年冬天，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通报：广西宁明烈士陵园新建的衣冠冢里，有一份无名烈士遗物，经物证比对，极可能属于李保良。郭益民赶到陵园，看见那件已褪色的血衣时，两腿发软。工作人员递给他登记表，他的手却一直抖。片刻后，他在备注栏写下：“生同乡，死为兄。”

消息传开，各地志愿者和媒体自发筹款，准备把李保良父母接来扫墓。然而老两口因病早已过世，只留下空落落的老宅。郭益民将那抔黄土放进小木匣，与烈士遗物一并埋入墓穴。临合拢前，他做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动作，把自己的旧军帽脱下，折好，轻轻压在黄土之上。

有人问他还打算做些什么，他摆摆手，说得很平常：“人找到了，欠的事就算还完。不管别人记不记得，他是我弟兄，我记得。”风吹过，松涛泠泠，仿佛远方山林里传来年轻士兵的笑声，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