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为胡蝶置办新家,胡蝶态度转变,笑容满面还穿上戴笠送的裙子
原标题:戴笠为胡蝶置办新家,胡蝶态度转变,笑容满面还穿上戴笠送的裙子
1943年初冬,山城的雾气把嘉陵江面遮得严严实实,一艘快艇停在南岸军统专用码头。戴笠戴着墨镜、身披呢大衣,亲自迎上一位裹着白狐毛披肩的女客——胡蝶。她刚结束在广西的外景拍摄,被安排进城休养。此时距离他们第一次见面,已过去整整一年。
车子沿着新开的中正路驶向歌乐山别墅区。车窗外的红叶闪烁,院墙上贴着醒目的军事管制通告。胡蝶心里犯嘀咕:为一个女演员折腾出这么大阵仗,军统头子究竟打的什么算盘?然而刚踏进那幢米色小洋楼,她还是怔住了——古希腊圆顶、花岗岩立柱、洋槐树围出的私家草坪,一点不像战时重庆常见的逼仄防空洞。戴笠微微侧身:“房契写的仍是胡太太的大名。”
华丽场景闪回到七年前。1936年春,胡蝶在上海南京路“明星”公司拍完《自由春光》,正准备与丈夫潘有声北上度蜜月。谁料卢沟桥枪声骤起,日军沿着津浦线南下。到8月淞沪会战爆发时,潘家寓所已被流弹震塌半边。次年,他们辗转香港,寄居太古船坞附近。彼时胡蝶刚被选为“电影皇后”,却抱着襁褓里的儿子,同样得排长队买淡水。
1941年圣诞前夜,日军突袭维多利亚港。胡蝶藏在石塘咀朋友家阁楼,窗外炮火把海面照得通红。她婉拒出任伪制片厂女主角的邀请,随后通过梅兰芳联系上东江纵队,于次年春天被游击队护送到粤北,再转重庆。新闻记者堵在江北码头,她未施粉黛地说:“作为中国人,这种事不必多言。”一句话登上大后方《新民报》头版,引来缙云山盛会的连番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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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背后并不太平。行李托运途中被土匪劫走,连压箱底的珍珠项链也没剩。更糟糕的是,1942年秋,潘有声在滇缅公路上筹集军需物资,被军统误认为走私洋布,当场扣押。胡蝶托人四处打听,才发现钥匙掌握在军统局长戴笠手里。于是那场著名的“啼笑姻缘”式会面出现了:戴笠放下卷宗,看着银幕中的胡蝶,轻声一句:“瑞华,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占比不到两秒的对白,却把他狂热的影迷身份暴露无遗。
几天后,潘有声获释,胡蝶因操劳过度患上疟疾。戴笠送来奎宁与热水袋,还派人把市面上能找到的英美时装、一只定制旅行箱、一套全套化妆镜全部摆到病房。为了让胡蝶安心,他谎称“丢失的原箱寻回”。这一细节很快在重庆影圈流传开来,有人说军统局长铁腕,也有人说他痴情。胡蝶本人并不急着表态,她更担心“毒辣军官”的传闻是否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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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处数周后,她观察到另一幅画面:每天黄昏,戴笠会把两个年幼的儿子抛向空中逗笑;周末,他骑马带孩子沿嘉陵江边兜风。胡蝶的女儿也常被邀请同去,几人嬉闹倒像普通邻居。家庭氛围多少减轻了她的戒心。戴笠趁机提出,让胡蝶搬到条件更好的住宅。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场景——一处宛如“小雅典”的洋楼。
当晚,胡蝶第一次穿上那条奶白色斜裁连衣裙,裙摆刚好到脚腕。她站在旋转楼梯前,笑意罕见地放松。戴笠示意管家撤去多余随从,屋内只剩琴声与壁炉噼啪声。表白之后,他并未立刻迫婚,而是递上一份妥帖的“生活安排表”:包括孩子学费、潘有声在南洋橡胶生意的资助,甚至一笔预备协议养老金。胡蝶默默收下,却没有盖章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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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7日,青木关机场,大雾。戴笠乘坐的C-47运输机撞山坠毁,机上十余人无一生还。噩耗传来,重庆街头议论纷纷。半个月后,胡蝶携丈夫悄然乘“海门”号客轮离渝去香港,再未公开提起军统局长与那幢小洋楼。洋楼后来归重庆市政府接管,据说房里壁炉上还留着胡蝶用过的银质火柴盒。
有人问她,当初为何不答应那位掌权者。熟识的朋友转述她的短句:“不管外面多动荡,家还是家。”细细想来,这番话或许才是大时代里一个女性演员最质朴、也最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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