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劳模向毛主席敬酒，主席愣后问傅作义孩子性别

1952年国庆前夕，中南海怀仁堂里，一位劳模向毛主席敬酒。

那一刻，主席愣了愣，向身旁的傅作义问道:“这是男孩还是女孩？”

毛主席为何这么问？这名劳模又是谁？

1952年春，荆江分洪工程在轰轰烈烈中开工，那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要在汛期来临前完成整个防洪体系。

消息传至松滋县米积台镇时，整个镇子沸腾了。

百姓们知道，这一次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大工程，谁能上前线，不只是光荣，更是一种“靠得住”的信任。

辛志英第一个报了名，那一年她才十九岁，是米积台街上一位干练的青年妇女，结婚不久，丈夫在镇上做些小买卖。

她没等动员会结束就跑到报名点签了字，第二天一早便和来自松滋各区乡的九千余名民工一起，被编入“米二街中队”，浩浩荡荡奔赴南闸工地。

开工头几天，热火朝天，大家干劲十足，但很快，一件事让所有人偃旗息鼓，石头太硬了。

他们的任务，是将从黄山头采下来的大石块敲碎成一两寸大小的碎石，用来拌合混凝土筑节制闸。

这是整个工程中最基础、也是最苦最累的一环，一锤下去，火星四溅；十锤下去，石块纹丝未动。

辛志英肩膀上已经起了淤青，右手虎口撕裂，敲石头时总要把手帕缠成团压在伤口上。

可她不服输，看着一天都没敲出半方石的工效，她越想越憋屈。

那个晚上，辛志英在工棚的稻草垛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身边的女民工都睡熟了，她却盯着屋梁出了神。

“我们这样一个一个打，是不是错了？”她突然想到，“为啥人家工人搬机器，几十个人喊一声就抬起来，我们这几千人反而各自分散，像没头苍蝇？”

她脑海里浮现起小时候村里人磨豆腐的情景，一人推磨，一人添水，还有人准备豆子，流水线一样配合默契。

而他们现在，却像是各打各的“山头”，不仅效率低，还消耗巨大。

第二天一早，她顾不得腰酸手疼，抓着饭碗边吃边跑到几位熟悉的民工跟前，小声提议：“咱们几个合起来打试试？”

他们凑成了一个五人小组，围坐成圈，把大石头摆在中间，轮流敲打，有的主打大锤，有的补敲小锤。

你锤完我接手，石块从头到尾没有空隙，中午收工前，他们意外敲出了两立方，几乎是前一天的两倍。

这一成绩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成了工地上的“奇闻”。

到了第四天晚上，辛志英悄悄召集了其他几个组的人，把人手扩充到十一人，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合作打石小组”。

她在油灯下画了个简单的分工图，三人主锤，两人搬运，六人轮流小锤打边角，讲究“起承转合”，这就是后来工地上传开的“鹞子翻身碎石法”。

到了第七天，“辛志英小组”日打石量突破6方，人均0.6方，几乎是原来平均的三倍。

辛志英个人更是创造了1.38方的记录，一下成了南闸工地上的“红人”。

民工指挥部的人特意赶来观看，随后将他们的做法抄上黑板贴在工地宣传栏上，并号召全体学习推广。“

很快，她的小组由十一人扩展到三十多人，成为整个南闸工地上名副其实的“明星小组”。

不管是解放军指挥官，还是地方首长视察，都会被安排到她们那组先看一圈。

甚至有外地来学习的代表团，专门记下“辛志英方法”，准备带回家乡推广。

1952年的秋天，辛志英作为劳模代表，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9月30日傍晚，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辛志英跟着队伍走进来。

她的位置不算靠后，也不在最前，只隔着几张桌子，便是毛主席所在的方向。

不多时，《东方红》的旋律在大厅里响起，人群瞬间安静下来。

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等中央领导步入会场，掌声如潮水一般涌起。

酒过三巡，气氛渐渐放松下来。

就在这时，坐在不远处的傅作义部长回头看了看辛志英，又看了看同她一起的另一位女劳模，低声说道：“你们两个，代表大家，去给毛主席敬一杯吧。”

辛志英端起酒杯，走到毛主席面前时，她已经分不清自己是紧张，还是激动。

她努力稳住声音，说出了事先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的一句话：“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主席听了，笑着站起身来，举起酒杯回应，就在这一瞬间，他的目光在辛志英身上停留了一下，神情略微一顿，像是有些意外。

眼前这个“年轻人”，穿着中山装，短发利落，站姿笔直，怎么看都不像传统印象里的女同志。

毛主席转过头，带着几分玩笑似的语气，问了傅作义一句：“这个小同志，是男孩还是女孩？”

这一问，既不尖锐，也不严肃，却让周围的人都忍不住会心一笑，傅作义立刻回答：“是女孩，是代表荆江分洪工程的劳模。”

毛主席点了点头，说：“好，好！现在是新社会了，男女都一样，女同志一样能顶半边天。”

说完，他又看向辛志英，语气温和却有力：“把家乡的水治好，为老百姓多造福。”

辛志英端着酒杯的手忽然稳了下来，眼眶却微微发热。

回到座位后，她悄悄攥紧了衣角，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只要自己还能干得动，就一定要把毛主席的话记在心里，把家乡的水治好。

回到家乡后，辛志英完全没有沉迷于自己获得的荣誉，而是持续投身家乡的治水工作。

1953年，她在入党后担任村支书，带领乡亲们挖水渠，治理旧河槽，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渍涝灾害。

后来她被选为县委委员，同样心系全县的治水工作。

197年，松滋县遭遇大旱，看着干裂的田地，听着老百姓家一桶一桶从井里抬水的喘气声，辛志英急得坐不住。

第二天一早便拎着包、顶着骄阳去了县委办公室。

“我们得修电排站！”她一脚踏进门，劈头就是一句话，语气中没有半分商量。

县委书记愣了愣，沉默片刻后点头：“我同意，但问题是没钱。”

“那我去要！”辛志英拎着布包就转身走。

别人问她去哪、找谁，她就回一句：“找夏副省长去。”

武汉下着雨，天空阴沉沉的，可辛志英一点不慌，她摸到夏世厚副省长家门口，敲了三次门才被请进去。

她一口气说了整整半小时，从村里旱得冒烟的稻田讲到百姓的饭碗，从上世纪的洪灾讲到今年的内涝，声音哽咽却从未停顿。

“夏省长，我们不是讨饭，我们是想干活。”她指了指自己的膝盖，“我还没老，我能下工地，只要能有排水站，我们农民能吃饭！”

夏副省长听完沉默了一阵，然后问她：“你们要多少？”

辛志英脱口而出：“一百万！”

说完，她自己也怔了一下，夏副省长望着她良久，终于开口：“行，就给你一百万，但要分批拨，要有详细的施工计划，经省里批准。”

她没等喝口水，就赶回县里开会，成立了电泵站建设指挥部，自己挂名副指挥长。

说是副，其实所有事情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图纸、材料、劳力、调配……每天光报告就要写三四份。

偏偏就在工程刚刚动工没多久，辛志英在工地上突然腹痛如绞，被送去医院抢救，确诊为严重的妇科疾病。

医生建议立刻手术，还说术后至少要卧床休养三个月，辛志英当场炸了：“不行！工程还没完，我不能躺着。”

医生劝，她不听；家人劝，她瞪眼：“你们知道这项目的意义吗？”

最后在县领导强制介入下，她才无奈住院，手术足足做了四个半小时，切除了子宫。

按理说，这样的大手术起码要住院一个月，她却在术后第十三天就拄着拐杖回了工地。

工程最终提前完工，那年秋天，整个松滋区新修三座大型电灌站，四万亩农田得以旱涝保收。

而就在电泵站建设最紧张的时期，省委书记赵辛初曾专程找她谈话，语气诚恳：“周总理对你很挂念，希望你能来省里工作，调到机关里去。”

辛志英听到“周总理”三个字，心头猛地一震，眼泪险些掉下来。

她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调动，更是总理对她这么多年坚守的一份认可。

她沉默了好久，终于轻轻开口：“感谢总理，也感谢组织上的信任，但我不能去，我家乡的水，还没治好。”

“什么时候算好？”赵书记问。

她答：“十年、二十年，再久也不怕。”

她最终没有去武汉，没有进机关，她仍旧是那个常年穿旧布衫、脚踩泥地、每天被人喊“辛姐”的副乡长。

四十年如一日，她守着乡亲们的田地、沟渠、水泵、坝堤，她知道，荣誉可以挂在墙上，但责任要扛在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