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飞机被清洁工装了炸弹，幸亏临时改变了行程

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飞机被清洁工装了炸弹，幸亏临时改变了行程

【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飞机被清洁工装了炸弹，幸亏临时改变了行程】

1955年4月14日清晨，昆明巫家坝机场跑道上弥漫着汽油味，一架涂着印度航空公司标识的“空中霸王”号客机正缓慢滑行。周恩来刚走出机场贵宾室，腹部的缝线仍在隐隐作痛，但他执意登机。短短四天前，另一架原本为中国代表团预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已在婆罗洲海面化成火球——炸弹由香港启德机场一名年轻清洁工悄悄放置，十一条鲜活生命随之殒灭。

时间往回拨半年。1954年12月，在雅加达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正思考如何让亚非各国摆脱殖民阴影。他一句“让北京的领导人来吧”，把刚成立五年的新中国推到聚光灯下。当时联合国席位仍被台湾当局把持，西方封锁紧绷。一次没有欧美列强在场的大会，于北京而言，是破局良机。

周恩来接到正式请柬后，外交部进入战备状态：日程、机票、备选路线统统重排。国民党方面却认定这是“最后阻击”的好时机。蒋介石在台北召集高层，话语冰冷：“四月至六月，我们最危险，也必须让他最危险。”保密局随后将暗杀任务锁定在香港与万隆两点，炸弹、资金、人手一应俱全。

3月12日，周恩来突发急性阑尾炎，在北京医院接受手术。身体尚未痊愈，他却坚持带伤出访。同僚劝阻无效，只得加派两名外科医生随行，还为总理订制了束腹带，车行两小时便强制休息一小时。身体羸弱却成为后来改变航线的直接原因。

4月7日，西郊机场起飞前，罗青长递来一份新情报：香港启德机场地勤已被收买，炸药计划即将执行。周恩来眉头紧皱，随即命令“情报继续跟进，香港与英方同时通报”。同日，缅甸总理吴努发来邀请：“仰光先会一晤，可否？”此举恰好为总理争取到两天机动时间，也让代表团暂时脱离“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既定航班。

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抵港。机组人员大意离开用餐，机场清洁工周驹钻入机舱，在右翼轮舱固定好定时炸弹。炸药外表被伪装成牙膏盒，体积不大，却足够撕裂油箱。地面只停着一辆远远观望的警车，没有进一步检查。下午一点十五分，飞机轻轻跃起，银色机身消失在南海上空。

飞行四小时后，机舱传出闷雷般巨响，火舌穿透机身。仅三名机组人员幸运降落海面，其余乘客来不及呼救。印尼空军随后在巴邻旁群岛发现残骸。遇难名单里，有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也有越南与奥地利记者。香港当局才恍然，这不是一般事故。

周驹很快被锁定。他年仅二十岁，嗜赌无度，原本将被机场辞退。国民党特务瞅准他贪财怕事的弱点，软禁培训两月，教授拆装炸弹，许以重赏。炸机成功后保密局命令其“照常上班”，并承诺每月二百港币封口。香港警署审讯多次，仍被他以“只负责清扫”为由糊弄过去。几周后，他经蛇头偷渡往台北，至此失去踪影。

悲剧传到杭州，毛泽东彻夜未眠；北京的中南海里灯火通明。有人提议改派陈毅，以策安全。杨尚昆电话连线昆明，话音未落，周恩来坚定回应：“临阵不换将。”这句十二个字瞬间定下基调，中央批准继续赴会，但增加警卫与医疗防护。

14日，“空中霸王”号起飞。机舱内，保健医生周尚珏端来一壶开水，里头漂着条活鱼，只要鱼安然游动，饮水便可放心。仰光短暂停留后，缅甸方面加派警车全程护送。16日凌晨一点半，中国代表团安全抵达雅加达。印尼媒体连夜刊发头版：“北京使团无惧暗杀出席亚非大会”。

18日，万隆会议正式开幕。大会通过《万隆十项原则》，强调主权平等、和平共处。新中国首次在亚非场合全面阐释“求同存异”，与印度、埃及等国并肩，为日后不结盟运动奠下雏形。台湾当局策划的暗杀阴谋反而成为全体代表谴责的焦点，舆论压力迫使其收声。美国对此也进退维谷，对华孤立开始出现裂缝。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率团访问柬埔寨、缅甸，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文件写进实际合作。几个月后，中印、中缅先后宣布互派大使。可以说，万隆的成功大大超出了北京起初的预估。

遇难的八位中国同行长眠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石碑正面刻着周恩来的亲笔：“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每年春日，石阶旁的玉兰花一开，人们就会想起那场火光与硝烟背后的坚守——一次临时改道救下周恩来，也让新中国的外交列车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