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及其在中国的反响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对外侵略扩张成为其国策之一，侵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邻近的韩国。通过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与措施，日本逐渐把韩国置于自己的保护伞下，一步步剥夺了韩国主权，这自然激起不甘当亡国奴的韩国广大民众的激烈反抗。其中爱国志士安重根击毙日本侵韩元凶、首任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之举便是反对日本侵略的正义举措之一，曾受到广泛关注，安重根也由此成为韩国的民族英雄。他的义举以及生命最后时日中的表现和思考，充分体现出韩国民族精神所具有的力量。这种精神不仅激励着韩国民众，而且对处于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革命党人，也有很大的激励与鼓舞作用。

一

1909年10月26日，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火车站，前来与俄国使臣会谈的伊藤博文被安重根刺杀身亡。安重根完成使命后，并未逃走，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由怀里掏出一面韩国国旗，双手展开，那青红色的太极旗上用鲜血写着“独立自由”四个大字。当几个俄国士兵扑上去将他扭住时，他连呼三声“大韩独立万岁!”，从容就缚。

安重根被关入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后，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的外交官员四下活动，频频与俄国领事官员接触，以各种手段要挟俄领馆交出安重根。俄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答应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当晚便将安引渡给日本领事馆。11月1日，安被日本宪兵和警察押解，乘火车到旅顺监狱，由日本的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审理。

入狱伊始，安重根被缚以铁索，受到多方虐待。日本检察官沟渊孝雄每天入狱盘查，也是恶言厉色，力图使他屈服。他面对威迫，毫无惧色，抗辩道：我大韩义兵将官与尔国大官应同等待遇，你们怎能如此蛮暴？

此时安重根在韩国抗日义兵中的身份为参谋中将，他深以此为荣，在监狱里也维护着军人的尊严，一直认为自己是两国交战中的俘虏，而非杀人犯或恐怖分子。经过几次交锋，沟渊孝雄见不能以力屈之，遂改以柔服之。他派人给安重根解去绑缚，送去美食及纸笔书籍等物，并让懂韩语者每日以好言劝之，意图使安承认刺杀伊藤博文之举系出于私嫌，而非仇视日帝的爱国之举。日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一政治案件刑事化，以转移国际舆论由此对日本吞占韩国较之以往更为集中的注意力，并缓和韩国民众因此事而激发的强烈的反日情绪。

△ 安重根（ 1879—1910 ）肖像

日本人境喜明、园木次郎多次来见安重根，捏造事实，以动其心，说：自此事发生后，世界各报皆认为君之行动是无知之盲动，攻驳甚多。韩国二千万人也恨君之举动而痛骂之，说伊藤是为韩国尽力图发展之人，害伊藤者实为仇韩而非仇伊藤，伊藤一死，再也没有类似于他者，国家前途自此无望。可见内之韩人，外之各国，无不非君之所为，君何苦固执不服呢？君能胜过天下公论吗？听到这无耻谰言，安重根嗤之以鼻，正色答道：我以义报国，以义舍生，人之毁誉，何关于我？我入狱以后，不闻舆论，不见报纸，但我相信大韩同胞决无责我之理。西方报纸之评论虽未可知，但如有驳我者，必出于其野心。西方人久欲乘我东洋人之互相蚌鹬而收渔人之利，伊藤在世时侵吞无度，东洋之和平无日。今伊藤毙于吾手，去一元凶，东洋可相安无事，西方人无机会可乘，也许因此而驳我。说同胞骂我，一定是诬言；说西方舆论驳我，也不一定可信。

他的严正立场令两个日本人无言以对，只好沮丧而去。就这样，安重根多次严辞驳斥了日本人的利诱与威胁，始终直言刺杀伊藤是为了自己的祖国，使日本当局将此一案件刑事化的企图破了产。

在狱中，安重根趁正式审讯前的空隙，挥笔写下了他在哈尔滨第一次被提审时即已总结出的伊藤博文的15条罪状，包括：1、弑杀韩国闵皇后之罪；2、废黜韩国皇帝之罪；3、强迫缔结《五项条约》与《七项条约》之罪；4、虐杀无辜韩人之罪；5、强夺政权之罪；6、掠夺铁路、矿山、森林、河泽之罪；7、强制发行第一银行券纸币之罪；8、解散军队之罪；9、妨害教育之罪；10、禁止韩人赴海外留学之罪；11、没收焚烧教科书之罪；12、诡称韩人欲受日本保护，欺骗世人之罪；13、当今韩日之间争战不息，杀戮不绝，但他却向日本天皇诡称韩国太平无事，犯有上欺天皇之罪；14、破坏东洋和平之罪；15、弑杀日本天皇之父太皇帝之罪。

这15条罪状除极个别有误外，条条都证明伊藤博文罪恶昭彰，是韩国人民的大敌，而且它还充分揭示出日本吞占韩国的种种暴行，表明韩国志士的反日斗争完全是有理有据的。

从1909年11月14日起，安重根开始在狱中接受新的审讯，仍由日本检察官沟渊孝雄主审。这样的审讯先后进行了10次，直到1910年1月26日为止。审讯中，沟渊孝雄详细讯问了安重根的生活经历、家庭状况、宗教信仰、刺杀伊藤博文之前的准备情况、刺杀经过以及同案数人的情况，安重根一一如实作答。在问及刺杀伊藤博文的动机时，安重根答曰：“我心目中只有东洋和平，我憎恨伊藤的错误政策。……由于伊藤的政策不好，致使韩国暴徒四起，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所施保护政策毫无实绩，甚至伤害了中国的感情，一般的中国人现在都期待着报日清战争之仇，我巡游中国，对此我了解得很清楚。……韩国的一般民众，日日夜夜处心积虑，恨不得与日本决一死战，以挽回今日的不幸，这是我不说也明了的。……伊藤扬言日本的保护是因为韩国民众希望保护，并以此欺骗日本皇帝以及日本民众，所以我想只要杀死伊藤，日本也是会醒悟的，于是杀了伊藤。……归根到底，因为伊藤的做法很坏，所以韩国才陷入今日的状态。假如伊藤不强制推行奸计，那么东洋当然会极其太平的。”

当然，由于认识的局限，他把日本的侵略政策与暴行以及实现和平的障碍归罪于伊藤博文个人，是有所不足的。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伊藤是日本侵韩的元凶，把他作为侵略势力的总代表而抨击之，又有其合理性。作为日本侵韩的总代表，伊藤有此下场，也是罪有应得。

△ 狱中的安重根

安重根狱中受审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外的韩国人都极为关切，旅居海参崴的一些韩国人，聘请了一位英国律师和一位俄国律师前来旅顺，面见安重根，表示公判之时，将出庭为他辩护。

与此同时，安重根的两个弟弟定根、恭根历经艰难，从韩国镇南浦来到旅顺探监，这是兄弟三人相别三年之后初次见面，恍如梦境。安重根托他们聘请韩国律师前来辩护，他对二弟说：我既决死，辩护何为？但要让我同胞知我素抱之主张及此举之所以由来，聘本国律师可申张此义。且外国律师既有为我来者，而无韩国律师，亦国耻也。二弟遂向韩国律师会发电报请求派律师来旅顺。平壤的著名律师安秉瓒闻知此事后，慨然应允出任辩护律师。

到旅顺后，日本当局不允许他与安重根见面，连用书信方式联络都不许。安定根、安恭根前去质问日本检察官为何不许，检察官答道：尔兄听说韩国律师来，知道本国人同情他，更加理直气壮，若许他们见面，尔兄必阐扬其主张，气焰益甚，所以不能允许相会。不仅如此，此时的日本法院又收回允外国律师为安重根辩护的成命，指定两名日本律师出庭辩护。安秉瓒虽屡次陈词，申明自己有充足理由为安重根辩护，但均为日方所拒绝，终究未能获得出庭辩护权。两位英、俄律师也如此。日本当局在阻止了安秉瓒出庭辩护后，才允许他面见安重根。

1910年2月1日，安秉瓒来到监狱，同安重根会面。安秉瓒向安重根转达了其母的口信，最后含着泪水说：“今世你们母子不能见面，这真是情理难忍呵？”安重根说：“我在监狱感叹的是，我的愿望未能全部实现，国家仍在日帝的铁蹄之下，而且危在旦夕……”

1910年2月初，旅顺日本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组成以审判官真锅十藏为首的审判庭，准备对安重根进行公判。审判前，检察官沟渊孝雄亲自出面，对安重根进行诱导工作，以防他在法庭上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对这种企图，他严辞以拒。2月7日，旅顺地方法院对安重根进行第一次公判，当问他刺杀伊藤博文的理由时，他陈述了伊藤的罪行，说自己是出于期望韩国独立的愿望而行动的。他还指出自己是以义兵参谋中将的身份独自进行战争，击毙了伊藤，因此不该在这个法庭受审。

在2月9日第三次公判时，安重根再次陈述了自己行动的目的并再次表明作为义兵将领不该如此受审，他说：“此次举事，并非为我一个人，而是为东洋和平。……伊藤以统监来到韩国，欺上瞒下，缔结五项条约，那是违背日本天皇意旨的，所以国民都怨恨统监。接着又缔结了七项条约，使得韩国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甚至发生了韩国皇帝竟遭废黜这种不该发生的事，因此都把伊藤统监当作仇敌。于是我到各地游说三年，又以义兵中将的身分转战各地。此次举事，也是韩国独立战争的一部分，我是以义兵参谋中将的身份为韩国而实行的，并非普通刺客之所作为。所以，我想我现在不是一个普通被告，而是一个被敌军捕获的俘虏。”

听到安重根这些抒发自己政治见解的慷慨陈词，日本审判官极为恐慌，曾打断他的陈述，以如果继续公开审理，就有危及安宁秩序之虞为由，决定停止公开审理，令旁听公众退庭。对此，安重根提出严正抗议，审判官只好在他陈诉后，宣布恢复公开审案。

2月12日，在第五次公判时，日本当局指定的日本律师水野吉太郎、镰田正治为安重根进行了辩护，他们说：“被告所犯罪状虽已清楚无疑，但系出于误解，所以罪情并不严重，况且日本司法机关无权管辖韩国人民……”。安重根对这两位御用律师的辩护并不满意，当庭辨驳道：“伊藤的罪状是天地神人无不知晓的，怎能说我误解的呢？再说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谋杀犯罪的，我是以大韩国义兵参谋中将的名义，身负重任，来到哈尔滨开战，袭击伊藤后被俘到此地的。本来，我与旅顺口地方裁判所毫无相干，此案应当按照国际公法来判决。”

他还指出，这一案件的审理从审判官到律师、翻译等人都是日本人，都不允许韩国律师参与辩护，这本身就是做戏给天下人看，定会遭人非难。这番话揭示出这场审判的实质，使在场的日方审理者狼狈不堪。2月14日，最后一次公判，审判官宣布判决安重根死刑，并说被告可在五日之内对该判决提出上诉，然后匆匆闭庭。安重根深知上诉无济于事，而且他既早已抱定赴死之心，根本不想上诉。

安重根自知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为了充分阐明自己的立场和给国人留下一笔精神财富，他开始撰述自传《安应七历史》和《东洋和平论》。为此他向法院院长平石提出可否将死刑延期一个月执行，以便写出《东洋和平论》，平石答应了他的请求。至3月15日，他将自传完成，内容包含他从幼年起直到刺杀伊藤博文被关押在旅顺监狱接受审判的全部历史，而且用很多篇幅揭露了日本侵占韩国的罪行。

3月15日以后，他开始写《东洋和平论》，此时离刑期只剩10天。由于在这10天里，他还向亲友写了最后的告别信，并应那些被其人格所感动的典狱、看守、宪兵、翻译等的请求，给他们挥毫题写了百余幅赠言，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不凋”、“人无远虑难成大业”、“国家安危劳心焦思”等，所以他写《东洋和平论》的时间所剩无几。他拟将《东洋和平论》分为序言、前鉴、现状、伏线、问答等5个部分，但由于时间太少，只来得及写出序言和前鉴，而且前鉴部分也未写完。从仅存的这部分遗稿看，他的东洋和平思想具有相当深度。

1910年3月26日上午10时，是安重根为国捐躯的时间。刑前，他特地穿上了母亲新缝制的民族服装，并应日本宪兵看守千叶十七的请求，写下“为国献身军人本分”的题词，随后昂首走进旅顺监狱的绞刑室。检察官沟渊孝雄问安重根临刑前有无遗言，安庄重言道：我为大韩独立而死，为东洋和平而死，死而无憾。遗憾的是，未见国家之独立也。我大韩独立之后，东洋可保和平，日本亦可免将来之危机。言罢，从容就义，年仅32岁。

△ 安重根被处决之前，在旅顺监狱所写“独立”遗墨，字体左侧有无名指被截断的安重根手掌印。

△ 安重根就义前为日本看守千叶十七所写“为国献身，军人本份”。

二

安重根就义的消息传出后，韩国民众感到十分悲痛和激愤，当时汉城的报纸详细报道了安重根壮烈殉国的消息，很多人著文悼念。韩国各地各阶层民众不顾日本统治当局的威胁和阻拦，纷纷举行追悼会。在俄领沿海各州的众多韩国侨民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

一向同情韩国独立斗争的中国民众也为安重根之就义悲愤不已，并用各种方式悼念他。许多中国报刊发表文章赞扬安重根的义举，各界人士纷纷以题词、赋诗的形式悼念，大量的挽诗、吊文、哀曲，寄托着中国人民对安重根义士的哀思。当时中国的《大公报》《神州日报》《东方杂志》《时报》《上海时报》《华字日报》《东三省日报》《辽东报》《吉长日报》等，对安重根义举进行大量报道，赞扬他的爱国精神。

在这些悼念活动中，著名思想家、学术大师章太炎、梁启超的文字尤为引人注目。章太炎题写了“亚洲第一义侠”来赞誉安重根，并专门写了文章《安君颂》。文章首先揭露了日本侵略韩国的恶行，“建统监以把其籍，废旧君以伐其谋，质适嗣以防其贰，散王旅以毁其器，戮贞士以涣其群，”继之赞扬了安重根的义举和在狱中的表现，“君素深湛，餐服景教，将率大顺，以遏乱流。”“逮君考问，辞无盈余，风烈四播，义夫感愤。”最后感慨道：“夫亡国绝祀，海陆代有，及兵符制于仇国，军实毁于武库，发难无弧矢之威，同恶无简书之恤，祸重如地，亦知亡矣!然则枭鸱鞠凶，义无两立，虽烛害于方来，害不云极，国犹终毙。斯所以骋走绝险，势无反顾者也。”这番感叹，既是对韩国亡国的惋惜，又是对韩国志士仁人的反抗斗争的赞颂，尤其赞赏他们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

出于对安重根义举的感念，梁启超专门写下长篇七律《秋风断藤曲》，表达自己悲愤莫名的心情。诗中云：“黄沙卷地风怒号，黑龙江外雪如刀。流血五步大事毕，狂笑一声山月高。前路马声声特特，天边望气皆成墨。阁门已失武元衡，博浪始惊仓海客。万人攒首看荆卿，从容对簿如平生。男儿死耳安足道，国耻未雪名何成。独漉独漉水深浊，似水年年恨相续。咄哉勿谓秦无人，行矣应知蜂有毒。……一曲悲歌动鬼神，殷殷霜叶照黄昏。侧身西望泪如雨，空见危楼袖手人。”

该诗对安重根刺杀伊藤之壮举做了精彩描绘，使安重根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诗中将安重根比作中国古代刺杀帝王的英雄荆轲、张良等，赞扬他具有与古代义侠同样的牺牲精神，认为他的义举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曲悲歌动鬼神”)，同时对其“未雪国耻身先亡”充满了惋惜之情。

△ 哈尔滨 安重根义士纪念馆

另外，清末曾出任驻韩大员的袁世凯也赋诗一首纪念安重根，诗曰：“平生营事只今毕，死地图生非丈夫。身在三韩名万国,生无百岁死千秋。”对安重根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充满敬意，认为其英名千秋永在。

安重根义举之时，正当革命派为推翻清王朝统治一再起义之际。虽然安重根之举针对的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反映的是韩日民族矛盾，与中国革命者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有本质区别，但这样的壮举，无疑会对同处反抗者地位、屡败屡战的中国革命者产生较大影响，这从当时革命派报刊的反应就可看得很清楚。

在所有报刊中，革命派报刊对安重根义举的报道和评论最为细致，如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不仅刊登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照片，还发表了不少高度赞赏的评论文章；革命党人于右任所创办的《民吁日报》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和报道，其中不少文章出自于右任本人手笔。他曾对日本某报刊就此事发表的“今日死一伊藤，当再生七百万伊藤”的谬论，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击，说“我为韩人代下一转语，曰：韩国死一安重根，当再生七百万安重根，否则万不能敌其七百万伊藤也。”他期望韩国独立党人能继承英烈遗志，将反日运动进行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韩国，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大韩民国，“安重根等爱国志士方最终长眠于九泉”。《民吁日报》还专门探讨了种族暗杀和政治暗杀的关系，引证史实为安重根之举的合理性做辩护。

这样的言论，实际也是在为中国革命者所实施的政治暗杀行动寻求合理性的解释，从而适应反满革命的需要。由于《民吁日报》的文章一再肯定安重根义举，并赞扬以安重根为代表的韩民族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品格和精神，所以遭到日本当局的极大嫉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向上海租界当局提出严重抗议，租界当局以“有损中日邦交”为借口，于1909年11月19日查封了设于租界的这一革命派报纸。

由上可见，安重根的义举和牺牲，在中国产生了极大影响，朝野各界几乎都抱有敬佩和同情之意。这固然是由于中国正面临着与韩国相同的深重的民族危机，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两国共同的敌人。同时在深层次上，中、韩两国文化传统和精神的趋同，尤其是民族精神上的相互认同，恐怕亦是关键因素。上述章太炎、梁启超、袁世凯、于右任等人的文章和诗，无不对体现在安重根身上的精神有所抒写，如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等。这些也恰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为人称颂的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志士仁人代代相传、不断用行动来完善的精神。即就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而言，仅在安重根义举的前后数年间，就有一批革命者不断通过暗杀、起义等各种方式，同清王朝进行着殊死斗争，他们不畏牺牲，前赴后继，所体现的献身精神，与安重根义举可谓异曲同工。这种精神力量，是中、韩两国人民所共同崇尚和拥有的。所以，安重根义举所体现的精神，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就在安重根牺牲后不到两年，中国革命党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举行武昌起义，最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以实际行动显示了这种精神之伟力。甚至可以说，辛亥先烈的革命义举及所体现的精神与安重根义举及精神，是异曲同工的。（节选自《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6期，文章原题为“辛亥革命前夜的安重根义举及在中国的反响”）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