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达铺缩编时，刘亚楼当副司令，萧劲光为参谋长，罗瑞卿是主任

1935年9月，红一、四方面军没有一起北上，四方面军南下打成都，还将一方面军下辖的红5军团、红9军团带去南下；一方面军只有红1、3军团北上抗日。

部队抵达哈达铺时，上级决定将一方面军改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部队改编为三个纵队，以1军团为主改为1纵，林担任司令，聂担任政委，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以3军团为主，改编为2纵，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军委纵队改为第3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参谋长张经武。

纵队撤销师的建制，直接指挥团，而团改为大队，团以下单位缩编，营缩编为连、连缩编为排，所有干部通通降一级使用。

不仅如此，1军团干部“过剩”后，将一批干部空降到改为2纵的3军团部队，李富春、刘亚楼、罗瑞卿等，还有一些团、营干部。

从2纵的配置上不难看出，刘亚楼为纵队副司令，萧劲光和罗瑞卿的职务没有他的高。在部队的领导序列中，司令、政委属于平级，副司令、副政委属于平级，参谋长与政治部主任属于平级，很显然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职务是低于副司令、副政委的。也就是说，大家的职务都在缩降，只有少数人刘亚楼是提拔起来的。

按照资历以及过去的职务来说，刘亚楼没有萧劲光、罗瑞卿高。

萧劲光可是军中老资格，在1922年入党，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失败后两度留学苏联，比起资历不少老帅入党比他晚五六年，如徐、林、刘、罗等在1927年入党，彭总在1928年入党。

1931年宁都起义后，部队改编为红5军团，萧劲光担任军团政委，下辖3个军。1933年，先后担任红11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红7军团政委。1934年因为以黎川失守有责为名被双开，但在毛、王的保护下调任红军大学当教员，后编入干部团。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恢复双籍，被调任到3军团担任参谋长，职务没有完全恢复，但也得到不低的职务。

哈达铺缩编时，他作为军团参谋长自然成为纵队参谋长。

罗瑞卿在1926年入团，1928年转党。因为是科班出身，还有一定能力，很快从地方武装编入主力部队担任政工职务，1930年担任当红4军11师政委；1932年提拔为红4军政委；1933年改任1军团保卫局局长。

就在萧、罗担任正军职时，刘亚楼还只是正团职，后提拔为正师职。

哈达铺缩编时，将1军团干部调任3军团的原因，第一干部剩余；第二加强3军团政治、纪律工作。当刘、罗到2纵后，就展开纪律整顿工作，加上两个军团干部生活作风不太一样，3军团干部对空降到干部有不满，也有隔阂。

当然，陕甘支队番号存在时间不长，从九月改编为陕甘支队，部队11月抵达陕北后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恢复红1军团番号，刘亚楼改为2师师长，萧劲光外调担任新成立的红29军军长，罗瑞卿调任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他们的职务再次拉开距离。

解放战争时，刘亚楼、萧劲光都在东北民主联军任职，虽然刘亚楼被称为103，像是三把手。实际上，东北民主联军还有多位副司令、副政委，因为工作关系，提名有些在后方工作，有些在一线加强军事领导，像萧劲光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兼辽东军区司令。

罗瑞卿虽然不在东北工作，在晋察冀的职务也不低，担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委，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萧、罗都担任过大战略副职，刘虽然职务也不低，但比起参谋长比起副司令、副政委还是排在后面。

解放前后，上级组建空军、海军、公安军，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萧劲光担任海军司令，罗瑞卿担任公安军司令。在1957年之前，陆军、海军、空军、公安军、防空军并列为五大军种，此后总部、军兵种撤并，八总部改为三总部，五大军种改为三大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