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毛主席向罗帅遗体告别：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跟着倒霉

1963年12月18日清晨，北京气温零下七度。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柏树在北风里作响，毛主席踏着厚重的呢大衣边角，走向水晶灵柩。身旁的王力听见主席压低嗓门说了一句：“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跟着倒霉。”短短十三个字，把两位老战友三十六年的情谊、同起同落的命运，一下子揭开了序幕。

往前推回到1927年9月的江西莲花圩。秋夜，毛主席把刚到队里的青年军官罗荣桓叫到篝火旁：“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自己不散。”罗荣桓只是点头，火光映着他那副斯文眼镜片，眸子里全是亮光。从此，跟着走的决心，就像那年夜里升腾的火星，落进了心里，怎么也灭不掉。

两个月后，井冈山分得的那块银圆到了他掌心。战士们把它当工资，他却视若命根子，反复擦得锃亮。12月的湘赣边界，他带队冲锋，一发子弹撞在胸口，闷哼之后继续前冲。战事结束撩开衣襟，口袋破了洞，银圆却嵌进金属凹痕里。那道浅浅的凹槽成了他此后征战的“护身符”，也成了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信任。

信任有时是软肋。三湾改编后筹集军费，罗荣桓把装满银元的木箱扛在肩头。行至半路，一名新兵自告奋勇替他分担重量。箱子交出，罗荣桓却再没见过那个人。夜里清点，人没了，钱也没了。战友埋怨他太老实，他只苦笑一句：“革命队伍不会天然纯洁。”话虽朴素，却点到了群众工作里最锋利的要害。

这种老实在情谊面前却像钢铁。1935年长征途中，贺子珍因伤落队，总是被主力远远抛在后面。罗荣桓殿后，一次次让尖兵回撤把贺子珍接来，又急急用树枝和苇草扎起担架。电线架好，他第一时间给前面的毛主席通报：“人已接到，请放心。”这通电话让毛主席长出了一口气。事后贺子珍说：“见着罗帅，像到家里一样。”

长征结束，延安窑洞里开会吃小米饭。一次外宾将到，罗荣桓见主席盖的棉被破得露絮，悄悄去供给部换了床新的。主席发现后立刻打电话过来，声音宏亮：“小罗，旧被子怎么就见不得人？”电话挂断，罗荣桓沉吟片刻，让人把新被子退回去。临时工友悄悄嘀咕，这位总政主任可真有点“怕领导”。其实他更怕的是给战友添麻烦。

抗战全面爆发后，罗荣桓率一一五师政治部千里奔赴华北。平型关、黄土岭、冀中平原，每一仗都打得狠，也都带着病。1946年，他被确诊为肾癌合并高血压、心脏病，仍然抱病投入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推演作战方案时，他常常伏在地图上咳成一团，短暂休息后又撑起身子，一支红铅笔划出锋利的进军箭头。参谋们看得心惊胆战，他却摆手：“多赢一仗，兵就少死几百。”

1956年9月2日，罗荣桓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恳请解除我在总政和干部部的职务，以免耽误全局。”信被列为绝密文件，送到军委。知情者都懂，这绝不是什么推脱责任的漂亮话，而是实打实的身体撑不住了。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依旧坐在办公室挑灯维护军队干部制度，一条一条审阅任免表。

家事上，他同样一丝不苟。女儿罗玉英赶到北京认亲时，裤子破了个洞，想拿去店里缝补。罗帅一眼瞥见，脸拉得老长：“自己动手，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孩子！”二十多年没见的父女重逢，本该泪眼相拥，他却先给女儿补课“艰苦奋斗”。粗听苛刻，细想是真情。

1959年庐山会议风起云涌，毛主席一度被推到风口浪尖。有人观望，有人转身，罗荣桓却在中南海灯下批阅电文，阐释主席主张，一字一句，掷地有声。“路线对，困难是暂时的。”这句话后来成为山东野战军干部夜学时的口头禅。于是1963年，主席站在罗帅灵前，回想当年枪林弹雨与庐山风波，才会有那一声“他总跟着我一起倒霉”的喟叹。

值得一提的是，罗荣桓去世后，家里只能找到一只磨得发亮的旧皮箱，里面除了几身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就是那枚刻着弹痕的银圆。组织安排补发抚恤金，林月琴悄悄捐给了家乡的学校。她说：“罗帅一辈子只相信两样东西，一是党，二是老百姓。”

1963年的送别仪式上，很多人注意到毛主席在灵堂前驻足良久，双唇颤动，却没有说出什么豪言壮语。那枚银圆被安放在罗帅胸前，轻轻闪着光。人们或许不知道，当晚主席回到中南海，伏案至深夜，批示“罗荣桓同志一生忠诚于党，堪为楷模”，末尾只淡淡写了四个字：“历史当铭。”

时间过去多年，那颗被子弹击凹的银圆如今静静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中。它并不起眼，甚至因为岁月侵蚀失了原先的光泽，然而每逢老兵驻足，总要伸手比划——那是罗帅把性命和信念一起揣在胸口的见证，也是他与毛主席并肩起落的最朴素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