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直到牺牲都不知，她视若己出的继女阿菊，其实是个国民党特务

那颗子弹，其实在十二年前就已经上了膛。

给它装填火药的，不是敌人，而是朱枫倾注了全部心血的信任。

1950年6月10号，台北马场町，天儿又湿又热。

枪响了，一个穿灰蓝布衣的女人倒下去，临死前，眼睛还死死地盯着大陆那边。

她叫朱枫，是我们的人，代号“朱谌之”。

她心里头可能还想着，那个她当亲闺女养的阿菊，肯定能把最后的消息带出去。

她哪儿知道，那时候，在台北中山北路的租来的房子里，阿菊正对着窗户缝衣服呢。

太阳照着她，看着特别安生。

她不是在等“妈”回来，她在等特务头子周志坤的下一个命令。

这个叫阿菊的姑娘，早就不是那个跟她共患难的亲人了，而是一张网，一张亲手把她“妈”网进去的网。

这事儿一直捂着，直到2015年，台湾那边解密了一批保密局的旧档案，才算见了光。

档案里头有张线人登记表，清清楚楚写着：姓名，阿菊；任务，监视朱谌之。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从1937年。

那会儿朱枫刚跟丈夫陈绶卿离了，听说陈绶卿跟别人生了个女儿没人管，叫阿菊。

这孩子才13岁，瘦得跟猴儿似的，不爱说话，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

朱枫心软，就把这个名义上的继女接过来，当亲闺女养，手把手教她写字，送她去上学，给了她一个家。

乱世里头，这份恩情看着是有了回报。

上海沦陷那阵子，朱枫开始干革命，给地下党送东西。

只要家里来同志，或者朱枫在摆弄电台，阿菊就在门口放哨。

她假装捡柴火，眼睛尖得很，一瞅见日本宪兵的影子，就拿手里的木柴在门板上“梆、梆、梆”敲三下。

就这三下，救了朱枫两次。

朱枫跟同志们提起来，满脸都是骄傲：“阿菊话不多，但心里有数，比亲生的还靠得住。”

从上海到广州，朱枫走到哪，阿菊跟到哪。

一个啥都不懂的小丫头，慢慢成了朱枫最离不开的帮手。

她不光能把乱七八糟的账本理清楚，还能不动声色地把米粒大的情报藏进衣服的缝线里，十几个联络点的暗号，她背得滚瓜烂熟。

到了1949年秋天，朱枫接了个天大的任务，去台湾。

组织上不放心，说给她派个专业的交通员。

朱枫想都没想就回绝了：“用不着，阿菊跟我十二年，从来没掉过链子。”

走之前，她还拉着阿菊去照相馆照了张相。

照片上，阿菊有点不好意思地挎着朱枫的胳膊，笑得挺暖和。

朱枫在照片后头，拿笔写了六个字：“吾家阿菊，患难与共。”

这六个字，是她对过去十二年的总结，也是她对未来的赌注。

她觉得，这拿命和时间换来的感情，啥也拆不散。

可她没算到，在白色恐怖那种高压锅里，人心里头的怕和自私，比什么老虎凳、辣椒水都厉害。

1949年11月，朱枫换了个名叫“朱谌之”，顶着“上海绸缎商”的身份到了台北。

第一笔活动经费，她一针一线地缝进了给阿菊做的新棉袄里。

她拍拍阿菊的手，满眼都是信赖：“到了那边，租房安顿就全靠你了。

人生地不熟的，你性子稳，我放心。”

她没瞅见，阿菊的手指头划过棉袄夹层那厚厚的地方时，眼神里闪过的那点东西。

刚到台北，阿菊确实能干。

没几天就在中山北路找好了房子，跟房东邻居处得跟一家人似的，还把自己腌的咸菜给片区的警察送去。

就是这点不起眼的邻里关系，把她的命道给拐了。

那个姓李的警察，正好是阿菊丈夫张阿生的同事。

这张阿生是什么人？

国民党保密局台北站的特务，工作就是满大街抓“可疑分子”。

张阿生鼻子灵，很快就闻出朱枫不对劲。

他开始天天晚上在阿菊耳边吹风：“你那个‘妈’来头不小。

你把她干了啥告诉我，不光能拿一大笔钱，最要紧的是，咱们一家老小能保个平安。

不然她要是被查出来是‘共谍’，咱们都得跟着掉脑袋。”

那年头的台北，大街小巷都刷着“检举共谍，人人有责”的标语，那种恐惧就像会传染的病。

张阿生的话，就跟一把钥匙，一下子捅开了阿菊心里那个叫“保命”的锁。

一边是养了她十二年、待她恩重如山的“妈”，一边是自己的小家、丈夫的命，还有白花花的银元。

她没怎么挣扎，就选了后者。

从那天起，朱枫身边最信任的那双眼睛，就成了敌人安在她枕头边上的摄像头。

阿菊开始像记流水账一样，把朱枫每天的吃喝拉撒、出门见谁，都偷偷写下来告诉张阿生：

“11月27号，朱谌之去了南门市场，跟一个穿灰褂子的男的换了一包‘绸缎样品’。”

“1月5号，收到香港来的信，晚上就在火盆里烧了。”

“1月18号，出去买了纸和墨水，看着像是在写什么东西。”

这些一个当女儿的记下的生活琐事，后来都成了一颗颗钉死她“妈”的钉子。

朱枫是老江湖了，不是没察觉。

1950年1月，她就感觉巷子口总有不三不四的人盯着她，特地绕了三条街才回家。

她回来就跟阿菊说：“我以后出门，你帮我瞅着点后头有没有‘尾巴’。”

阿菊嘴上答应得好好的，一扭脸就把“朱谌之发现被跟踪了”这事儿告诉了她丈夫。

特务那边立马下了命令：“稳住她，别让她看出破绽。

她再问，你就说啥也没看见，别让她跑了。”

所以，等朱枫再问起来，阿菊就只是摇摇头，说风平浪静，啥事没有。

朱枫对阿菊的信任，成了她最大的一个盲点。

她防着外头所有的风吹草动，就是没防过睡在隔壁屋里的人。

更要命的事儿还在后头。

吴石将军的副官，把装着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藏在绸缎卷里送过来的时候，阿菊就在旁边安安静静地看着。

当天晚上，她就跟张阿生报告：“今天来了个当兵的送东西，看那肩章，官不小。”

这条情报一上去，保密局的眼睛立刻就盯上了国民党“国防部参明次长”吴石。

一张抓我们台湾高层情报网的大网，就这么悄没声地撒开了。

风声越来越紧，朱枫开始准备最坏的打算。

她拉着阿菊的手，仔仔细细地把好几条撤退路线都交代了：“万一我出事回不来，你就从后巷走，去火车站找那个卖茶叶的张叔，他会送你回香港。”

她这是在给阿菊铺后路，可她不知道，她自己走的每一步，都是阿菊提前给敌人画好了的。

1950年2月8号，朱枫本来约了另一个交通员在永乐市场接头。

临出门，阿菊捂着脑袋说不舒服。

朱枫哪会怀疑，就让她在家歇着。

结果朱枫自个儿一到市场门口，就看见几个便衣特务直勾勾地盯着她，她心里一惊，立马掉头就走，绕了好几条小路才甩掉。

她不知道，接头的时间、地点，还有暗号“藤箱”，头天晚上就从阿菊嘴里漏到了特务耳朵里。

这次看着是跑掉了，其实是人家故意放长线，想钓出更多的人。

当天夜里，特务就动手了，四个跟朱枫有过联系的地下交通员被抓。

天，已经快塌下来了。

夜里，朱枫在灯下写了一封万分紧急的信，请求组织马上安排她撤离。

她把信藏在书桌抽屉的夹层里，然后把抽屉钥匙和一张画着紧急联络点的地图一起塞到阿菊手里，嗓子都哑了：“阿菊，要是我被抓了，你一定要把这个交给张叔。”

阿菊接过那把沉甸甸的钥匙，眼圈红了，哭着说：“妈，你不会有事的。”

这是她对朱枫演的最后一场戏。

一转身，她就把信藏在哪儿、地图上画了啥，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特务。

第二天下午，也就是1950年2月9号，朱枫出门买点吃的，刚走到巷子口，就被一群宪兵给围了。

人被架上军车那一刻，她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她们租的那个二楼窗户。

她可能以为，阿菊会像在上海那样，正在给她发信号，会拿着她托付的钥匙和地图，去救她。

可她看到的，只是窗帘后头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影。

阿菊就站在那儿，面无表情地看着她这个“妈”被车拉走，消失在街角。

朱枫被抓以后，阿菊就按特务说的，继续在家里演一个等妈回家的孝顺女儿。

她每天洗衣服做饭，把朱枫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宪兵来搜了好几次，啥都没发现。

邻居问起来，她就红着眼睛说：“我妈去香港进货了，过几天就回来。”

四个月后，特务头子周志坤来了，告诉她朱枫已经被枪毙了。

阿菊当时正缝着衣服，手里的针就是停了一下，一句话没说。

没过多久，军法局寄来一封信，让家属去领朱谌之的骨灰。

阿菊拿着信去了，填了申请，说要带“妈”的骨灰回上海。

可第二天，她没去。

周志坤找上门警告她：“这事儿到此为止，别再沾。

不然我们答应保你们全家安全的话，就不算数了。”

那点仅剩的良心，到底还是没干过心里的害怕。

阿菊不光没去领朱枫的骨灰，还把朱枫那封没送出去的求救信给烧了。

三个月后，朱枫的骨灰因为没人领，就被当成无主尸骨给处理掉了。

这事儿过去没多久，阿菊就跟着丈夫搬去了台南，改名叫周菊，从此人间蒸发，把所有跟“朱枫”有关的过去，都抹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