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王稼祥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毛主席看后对周总理说：很难得

1973年仲夏，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前，毛主席收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亲笔信。翻开信纸，他凝神良久，转身对身旁的周总理轻声说道：“很难得，稼祥还是那样坦荡。”一句话，让屋内几位老同志心中微震——久未露面的王稼祥，又一次闯进了人们的视野。

消息迅速在高层传开：那位因病淡出政坛多年的“遵义会议关键一票”回来了。他在信里没有一句怨言，只反复提到“愿尽绵薄之力”，请求组织安排工作。王稼祥的性情，几十年未变——锋芒收起，赤诚未改。

再往前推四十年，1931年春天，王稼祥初到瑞金。那时他不过二十五岁，刚从莫斯科回国，一口带着异国腔调的普通话，却执意要求到最前线。第一次听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作战分析，他便悄声在茶余间说：“泽东同志，我得把书本放下，多听你讲打仗的事。”彼时的两人，谁也没想到，这一场彻夜长谈会影响此后整个中国革命的走向。

同年冬天，红军连续三次粉碎敌军“围剿”，王稼祥的眼睛亮了。他在中央苏区政府的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表态：“大敌当前，指挥重任，非毛莫属。”这番话掷地有声，却也让他与博古、李德之间的裂痕就此生成。自那一刻起，他选择了与毛泽东站在同一战壕。

1934年，湘江血战，红军损失过半。队伍向西转移的抉择关乎生死。当时多数人仍坚持北上，毛泽东踌躇满志却势单力薄。偏偏就在这时，担架上的王稼祥突然开口：“再拖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一定得改路，李德的指挥非撤不可。”激烈的言辞犹如惊雷掷地，会议气氛瞬间紧绷。正是他的力挺，才有了通道会议、随后遵义会议的突破口。

遵义城头，1935年1月15日清晨的雾还未散尽，王稼祥被人抬上楼时，刀疤与病痛让他面色惨白。毛泽东的发言一锤定音后，他第一个举手：“完全同意！”寥寥三字，却如重锤，敲碎了“左”之桎梏。会后有人私下感慨：“要是稼祥那一票没投，真不知会走到何处。”事实也是如此，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由此诞生，长征方向从此更换。

长征胜利抵达陕北时，王稼祥的身体已被弹片与寒疾折磨得愈发虚弱。1937年盛夏，他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毛泽东闻讯，立即发去电报：“望静养，健康第一。”字里行间，既是战友情谊，也是对昔日肝胆相照的信任。

回国后，王稼祥带回共产国际那封著名指示，明确肯定毛泽东为领袖，使之成为确定党中央核心的重要凭证。可命运又一次跟他开了玩笑——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他竟意外落选中央委员。会场鸦雀无声，只有毛主席站起身发言：“稼祥有过，也有大功。他不在中央，同志们会后悔的。”几句话，换来了王稼祥候补中委的席位，重新抬升了他的政治生命线。

新中国成立在即的1949年春，二中全会休会那夜，毛泽东与王稼祥并肩散步。主席直接抛出两个重担：中央宣传部部长，或驻苏联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王稼祥沉吟再三，请求一夜思量。翌日清晨，他回答：“愿去莫斯科。”一句话，不仅因为他在俄五年熟悉那里的空气，更是看准中苏建交对新中国的战略分量。

就任大使的首份任务，是迎接即将出访苏联的毛主席。王稼祥对外交辞令并不生疏，却在起草国书时仍反复推敲每个措辞。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他在侧默默记录。有人问他心里有何感想，他微笑着说：“想的都是长征路上淌过的湘江水。”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王稼祥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会后他悄悄向毛主席递条子，辞让职务，被主席一句“早就该当”挡了回去。很多干部觉得这位当年锋芒毕露的安徽人变得愈发低调，可熟悉他的人知道，他不恋虚名，只想少说话多做事。

十年动乱伊始，王稼祥深受冲击。1969年九大选举前，议论四起，毛主席仍直截了当地说：“稼祥功大于过。”但风云骤变，他只能回沪养病。两年后，王震北上看望老友，劝他主动亮明心迹。1973年春天，王稼祥提笔写下那封递到中南海的信：“革命尚未竟功，愿再效犬马之劳。”

信送到后，毛泽东当即批示：“阅后存档。”字迹遒劲。几天后中央批准王稼祥赴京养病，并恢复部分工作。八月，中共十大召开，他顺利当选中央委员；闭幕那天，他兴冲冲告诉夫人朱莉：“主席精神健朗，我也得加把劲。”谁也没想到，仅四个月后，心脏骤停让他永远离开了仲冬的北京，享年六十五岁。

追悼会选在八宝山。周总理拄着手杖，坚持肃立致哀，泪光涟涟。他握着王稼祥夫人的手，缓缓道：“稼祥走得急了，党还惦记着他。”彼时的毛主席因病未能到场，却在唁电里再次写下“功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八字，足证他对这位“最早支持者”的惦念。

人们或许会记住遵义会议那一抬担架，也许会记住莫斯科雪夜里他孤身返国的背影。可更难忘的，当是1973年那封淡淡墨香的手书。它没有豪言壮语，却在国家多舛的年轮里，烙下了一个老共产党人对理想的坚守。王稼祥的故事至此落笔，但他在危急时刻留下的那一句“指挥重任，非毛莫属”，至今仍在人们耳畔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