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那么穷，为何很多人都崇拜毛主席？这位教授讲的很中肯

1978年12月，北京西长安街的灯光彻夜不熄，中央工作会议进入尾声。会上，一位来自湘潭大学的教授作了关于“群众情感与领袖形象”的发言，座位间不时有人点头。有人惊讶：毛泽东去世两年多，话题热度依旧，这位教授为何能把“穷”与“崇拜”两件看似矛盾的事解释得条理分明？

教授先抛出一句颇具冲击力的话：“如果没有1949年以前的苦难，就读不懂1976年那场泪雨。”在场的安徽代表回想起家乡祖父的讲述：鸦片战争后，外舰沿江而上，乡亲们无奈侧目；而1950年，最后一艘列强兵舰被请出北平，他的祖父才第一次说出“咱们国家硬气了”这句话。

教授的第一层解释聚焦“国家主权”。1840年至1949年，中国屡受列强欺凌，租界、兵站、庚子赔款像一张张账单压在农民头上。毛泽东领导的新政权在1949年10月明确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在次年遣散在华外国武装据点。对饱尝屈辱的乡村来说，这不仅是法律文件，更是一声“抬头”的口令。穷可以再挣，可脸面丢不得，情感因此迅速凝结。

紧接着，教授谈到“土地”。1928年，井冈山颁布的《工农土地法》第一次把耕者有其田写进政策；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让土改在两年多内完成。统计表明，约3亿农民得到了土地使用权，超过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0%由此产生。站在田埂上的人感到脚下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壤，这种获得感与感激心情自然连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教授并未止步于经济数据，而是讲起毛泽东亲自调研韶山的细节。1950年冬，毛岸英带着中央文件回到家乡，白天和农户同吃玉米粥，晚上在祠堂点煤油灯收集意见。“中央说土改是给农民自己当家，不是图个热闹。”这一句口口相传，在湘潭山区流传多年。

第三点分析锁定“平等的相处方式”。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与农民拉家常，见人推不上去的独轮车，抬手就帮。教授引用一位老警卫的话：“主席弯腰那一刻，谁也看不出他是统帅。”此类细节不只存在于故事书，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来自农村基层的代表占比超过30%，这在当时的世界政坛颇为罕见。代表们的经历被带进法律条文，工农出身的陈永贵后来进入国务院工作，佐证了“入口并非旁观席”。

会场里一位老干部忍不住插话：“那年代大家衣食也紧巴，凭什么还喜欢他？”教授翻开厚厚的资料：“艰苦朴素不只是口号。”毛泽东冬天穿厚棉袄，袖口补丁在央视纪录片中清晰可见；1961年开始的限粮，领导机关按人头定量，主席家里晚辈同样排队打饭。李讷因低血糖休学一年的病例卡，至今存放在北京医院档案室。

对话让气氛更加生动。老李忍不住问道：“为什么这么苦，还要哭着送他？”教授笑道：“因为他让他们真正站了起来。”

“安全感”是教授给出的第四个关键词。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在钢产量仅为美国百分之一的情形下，硬是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蘑菇云升起，世界第一个黄种人核大国诞生。乡村扩音喇叭播放消息时，许多老人放下锄头，朝着远方鞠躬，觉得孩子以后不会再被抓壮丁。精神层面的笃定，价值远高于物质富足。

至于“穷”到底有多穷，教授用了两组对比数据。其一，1952年至197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6.2%，在那一代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其二，1976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在全球列第六。用今天的口吻说，这不是赤贫，而是“起步阶段的紧张”。农民能够一日三餐有粗粮，孩子能读完初中，成年人生病有赤脚医生，幸福感不完全取决于现金多少。

当然，也有遗憾。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粮食锐减，个别地区出现严重缺口。教授没有回避，他坦言：政策制定和自然因素交织，地方执行又千差万别，对百姓而言就是实打实的苦。但在最难的时候，中央领导同样减膳减菜，这种共担苦难的态度，使得舆论没有出现离心倾向。

结尾部分，教授把视角拉回到1976年9月9日。那天15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讣告，河北沧州的乡亲们围着半导体收音机嚎啕。有人哭到声嘶，有人握着袖标沉默。情感成因千头万绪，却有一条主线：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尊严、土地获得、平等相处与国家安全，交错成无法替代的共同记忆。

距离那场演讲过去四十多年，教授的记录仍被多次引用。对于“穷”与“崇拜”的矛盾，他给出的答案简洁而犀利：经济指标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尊严、参与感和安全感同样能够触动人心。正因如此，1976年的哭声才能穿透时空，留在人们的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