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罗盛教为救人牺牲，获救的朝鲜少年崔莹，他后来怎么样了？

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后的第三天，平壤“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前举行表彰大会。人群里，一个身着人民军军装、胸前挂着三级国旗勋章的年轻军官格外扎眼。有人认出他——崔莹，一年前溺水时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罗盛教救出的那个孩子。

短短一年，他已从村中顽童成长为军中干部。会场上，年仅十七岁的他握拳，低声对身旁军官说：“罗哥哥帮我活下来，我要替他站岗。”两句朴实话，被风吹进众多中朝老兵的耳朵，心头一紧，掌声自发响起。

事情得从1952年1月2日说起。那天上午，141师侦察连刚结束侦察返营。罗盛教行至德川郡横城里外的小河，听见孩童惊叫。他猛地回头，冰面破开，一个身影挣扎沉浮。无需命令，也无需犹豫，他把棉大衣往地上一丢，砸碎薄冰跳入刺骨河水。

冰面不足六厘米厚，身体稍动就再度破裂。罗盛教先后两次潜入水下，双手被锋利冰边剐得血迹斑斑，终于在第三次摸到崔莹衣袖。他将少年托出水面，冰层却又塌陷。最后关头，他用肩膀顶住孩子，让理发员李云贵拽住崔莹上岸，自己被暗流卷入厚冰下方。八分钟后同志们砸开冰面，罗盛教已停止呼吸，睫毛上还挂着未融的冰晶。

起初，师部误将牺牲原因写成“意外落水”。叶健民师长现场走访群众，真相才彻底呈现。141师党委随即向志愿军总部请功：二级英雄、三等功。批文下达之日，当地百姓自发抬来松木、石板，用朝鲜传统礼仪安葬这位异国战士。葬礼上，崔莹跪在墓前，泣声嘶哑：“罗同志，我要拿枪报仇！”一句童言，令在场翻译眼圈发红。

埋葬完毕，崔莹执笔写信给罗盛教的父亲罗国文，自称“朝鲜儿子”。信里只有八行，却写满孩童的执念：要到前线去，要把美国兵赶出国门。1953年春，中朝友好访问团抵达平壤，团员名单里有罗国文。得知消息，崔莹所在的村庄提前三天搭彩门，打扫道路。那天清晨，瘦高的崔莹穿着略大的军装，一见罗国文便冲上去，扑进老人怀里，“爸爸”声声，断续不已。老人抬手抹泪，却没说话，只把少年的军帽端端戴正。

战争结束后，崔莹被送入人民军干部学校。课程紧，日子苦，他却把罗盛教遗像贴在床头。夜里熄灯号刚响，守夜学员偶尔听见他低声背中文生词——那是他从老罗家带回的《三字经》。几年后，他成为一个团的炮兵参谋，再后来，升任教导师副团长。1960年，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北京，崔莹位列随行。老兵们说，那趟火车越过鸭绿江时，他掏出怀表对身边人念叨：“罗哥哥魂就在江水里，看我回家。”

1964年深秋，罗国文再赴平壤，崔莹已是校级军官，左袖缀满作战勋章。他把四个孩子领到老人面前，最小的刚满周岁，圆眼瞧着这位中国“爷爷”咯咯直笑。崔莹双手奉上孩子，“请您起名，他以后随您姓。”老人捋须沉吟，将婴儿抱入怀中，轻声答：“叫罗继宏，可好？”屋里灯火摇曳，亲友俱泪。

进入八十年代，崔莹退出现役，被调往铁道省担任顾问。闲暇时，他常带学生到横城里那片河湾，讲述那位22岁中国战士的故事。有人问：“罗盛教与你，究竟是什么关系？”崔莹答得简单：“命的恩人，也是我的兄长。”话不多，却掷地有声。

2000年，德川郡政府在河畔竖起花岗岩纪念碑，碑正面刻着汉、朝两种文字：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罗盛教烈士永垂不朽。揭幕式上，年过花甲的崔莹拄着拐杖，一寸一寸擦去碑上的尘土。记者凑近，他却摆手：“别拍我，拍碑。”

崔莹的后半生极少离开朝鲜，但与罗家书信往来未断。2021年春节贺卡寄到湖南新化，卡片上还是当年的稚拙笔迹，只是字迹已有岁月颤抖：“父亲大人，孩儿安好，惟愿罗家平安。”落款——“罗·崔·继志”。那是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意为“继承友谊之志”。

从一声呼喊到一生铭记，七十载光阴走过，不少往事已随风散去，唯有那块冰上的身影和那声“爸爸”，在两国两个家庭间，沉甸甸地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