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政治局常委，67年求救毛主席无果吞药自尽，骨灰至今没找到

1967年7月2日凌晨三点，北京东交民巷一处幽暗的楼房里，守夜的工作人员被电话铃吵醒——“李立三情况危急，医生已经赶去。”电话那头的片言只语，像被寒风削过的纸片。半个小时后，门口突然停下一辆救护车，车灯刺白，车里的人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八点，院子里传出短促的脚步声：李立三服下了整瓶安眠药，留下一封字迹凌乱的求助信。有人低声问：“能救回吗？”医护摇头。消息就这样从走廊漏到街口，像一线冷烟迅速消散。

顺着这份惊愕，让视线向前推五十二年。1915年，十八岁的李立三背着小藤箱，从湖南醴陵来到长沙求学。那年秋天，他在罗章龙的牵线下，去见了当时已小有名气的毛泽东。毛泽东滔滔不绝，谈中国、谈世界，谈得兴起，手里的毛笔都掉到地板上。李立三站在一旁，双手攥着书本，几次想插话，又把话咽了回去。散场时，毛泽东笑着冲他挥手：“有想法就来谈谈。”这句随口的话，像火星落进干草堆，几年后点燃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

安源时期，李立三整天扎在矿井口，和工人蹲在煤渣堆上就着冷米饭讨论罢工策略。1922年5月的一次夜战，一颗流弹炸在他身后，硝烟里同伴只看见一条破衣袖，以为他牺牲，悼词都写好了。三天后，他提着半袋干粮从山沟冒出头，拍着衣袖上的灰大笑：“我还欠安源一场胜利呢！”

工人运动的声势推着他进入党中央。1927年，他在南昌起义后执行联络任务，被敌军封锁在郊区稻田里，又一次从名单上“牺牲”。待援军赶到，稻草里钻出一身泥浆的李立三，左手还拽着写给中央的电报草稿。短短五年，两次“追悼”，都成了革命者意志的插曲。

1930年春天，形势急风暴雨。李立三在上海、武汉、长沙三地部署城市暴动，喊出口号“全国总暴动”。火焰升得太猛，付出的代价同样刺目——三个月内损失惨重。八月上旬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脱帽站在桌前，声音沙哑：“这错，是我李立三的错。”那份检讨稿足有四千字，最后一句被汗水浸皱——“愿以余生赎罪。”

被调往莫斯科后，他在马克思列宁学院重新钻进书堆。15年旅居，他研究苏联工会体制，做过共产国际执委，也当过《联共布》杂志中文编译。1946年初冬，李立三和王稼祥、林枫等人一同回到东北。迎接的干部悄悄议论：“李立三回来了，会怎么用？”答案很快揭晓，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远在异国仍被选为中央委员，电报送达那晚，东安火车站打更的说：“楼里亮了一夜的灯。”

建国后，他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整日奔波在鞍钢、包钢和上海机床厂之间。1951年3月，他在会上提出“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并强调要保护工人个人利益。会议室静得可怕，毛泽东当场严厉指出：“这是把工会和国家对立起来！”钟声落地，李立三再次写下检讨。此后，他的职务被一削再削，从政治局常委退到二线顾问。

尴尬并未结束。随着中苏关系转冷，具有苏联国籍的夫人李莎成了“敏感点”。1962年齐齐哈尔一次座谈会上，竟有人指着台下的李立三发问：“是不是苏修的耳目？”场面一度冷场。散会后，他把残存的讲稿团成纸团，塞进大衣口袋，独自离开。那天晚上，李莎劝他：“别想太多。”他半晌未语，只把烟蒂按进烟缸：“有些话，迟早要说清。”

可清白并没等来。1967年春，他写就长达万字的控诉信，请求毛主席彻查谣言。信寄出后石沉大海，警卫每天换岗，院门外贴出的“苏修特务”标语却越贴越多。四月间，李立三搬来一箱书，逐一在封面写下“归档”两字，交给秘书。那之后，他常站在院里槐树下发呆，偶尔抬头，看着北雁南归。

七月的那瓶安眠药结束了全部悬念。由于特殊时期，他的遗体被匆匆火化，骨灰罐上只写“自杀者李明”。装骨灰的纸袋与几十个无名氏一起埋进东郊荒地，连坐标都未记录。对外只发布一句话：“李立三病逝。”

转机到来是在1980年3月20日。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内灯火通明，七百余人列席，挽幛低垂。王震代表党中央宣读悼词，肯定李立三的历史功绩，撤销全部不实指控。覆盖在灵盒上的党旗鲜红，里面却只有一副老花镜和一枚早已磨损的钢印。参加过安源的大姐头、在莫斯科同窗的学友，还有老工人代表，全都默默垂泪。有人叹息：“三次追悼，终成永诀。”

李莎晚年常被学生围住求教俄语，她总把“动词体”比作人生选择，笑得开朗：“完成体，一旦过去就不会改变。”缩在抽屉深处的，是她写给丈夫却永未寄出的书信，信封发黄，依旧整齐。李立三的骨灰至今无处可寻，但那副眼镜和那枚印章，仍静静躺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橱窗里。历史留下的缺口，也许永远填不上，可在工人运动、可在中国工会史里，李立三的名字依旧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