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次“借钱”：债主章士钊、宋庆龄、徐海东，都是何态度？

1963年12月26日，北京的冬夜透着寒意，七十大寿的毛泽东却忽然转过身对身旁的章含之说：“我还欠你父亲两万块呢，从今年起每年还两千。”一句玩笑般的自白，让在座的人一愣，也由此牵出了毛泽东数十年三次“借钱”与三种回馈的往事。

时间拉回到1919年。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月薪只有八块银元，远不足以支撑他筹办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宏大计划。钱从哪里来？经陈独秀引荐，他登门拜见章士钊。初次谋面，他开口就是“两万”。这在当时是一笔让人倒吸冷气的数字。章士钊沉吟片刻才笑道：“可以，日后革命成功，可别忘了我这位同乡。”细节值得玩味——章士钊并未写下任何借条，只是口头一句“借”，却毫不犹豫动员友人凑足银元。青年毛泽东将钱悉数用于湖南学子和农民运动，随后奔赴火热现场，留下的却是不计其数的“白条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百废待兴，财政口袋几乎空空，毛泽东始终不好意思动公家款项偿还私债。等到稿费渐丰，他才在1963年的生日宴上提出分十年偿付。章士钊那边却回话：“当年是募捐，不是借贷，哪来还钱？”老人甚至嘱咐家人，把寄来的钱原封不动留做日后国家急需。两人来回推让多年，这笔“债”终究化成难以言喻的情分。

第二次“借钱”发生在1935年12月。中央红军刚刚抵达陕北，一千块大洋要养活七千多人，米面、棉衣全成问题。毛泽东写下一张不到五十字的便条：“借二千五百元，以解燃眉。”信送到红十五军团司令徐海东手里，他立刻把供给部长叫来核账。全团尚余七千元。徐海东只留两千，余下五千全部送往中央，并附一句：“这钱不是借，是全团一点心意。”转交者杨志成复述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眼角泛红，轻声说：“记下，徐海东有大恩。”多年后授衔典礼上，他仍数次提到这五千元，说那是“雪里炭”。

第三笔债与宋庆龄有关。1936年春，陕北的早春依旧寒冷，红军被迫停止打土豪，经济来源几乎断绝。毛泽东写信向远在上海的宋庆龄求助，希望能“向宋子文借五万元”。彼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已分道扬镳，她没有转交，而是自己四处筹措。孙中山抚恤金不够，她干脆抵押住宅，凑齐五万元大洋送往延安。来人离开时，她只淡淡一句：“告诉他们，钱不急还。”延安方面一度以为是宋子文的援手，直到1969年毛泽东才偶然得知真相。那时宋庆龄已成国家副主席，却从未提及这段往事。

三次“借钱”表面看皆与数字有关，实则折射出三种人格：章士钊的豁达义气、宋庆龄的无私担当、徐海东的战友情深。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不同情境下的处理方式也各异。对章士钊，明知对方不要，仍坚持“分期还本”；对徐海东，则始终铭记，不断在公开场合加以肯定；至于宋庆龄那笔巨款，他得知来龙去脉后，只用一句“日后共同做事，就是最好的偿还”表达敬意。

回看时间坐标，这三次“借”跨越1919、1935、1936三年，却像三根线索串联起革命进程的重要节点：青年时代的启程、长征后的生死存亡、抗战前夜的战略转折。每一次急需周转，背后都是生死攸关的政治选择。若当年章士钊迟疑，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或许少掉一大批骨干；若徐海东囊中羞涩，数千中央红军恐怕难熬严冬；若宋庆龄稍作疑虑，延安的抗战统一战线就要在财政上断炊。

有人好奇毛泽东为何常常不写借条又念念不忘还钱。熟悉他的人评价：“对事不拘小节，对义却看得极重。”用章含之的话说，毛主席给父亲送钱时自我打趣：“其实是补助。”字面是玩笑，骨子里却是不愿欠情——还钱是形式，回报情义才是目的。

也许正因为这种严于公私、宽于朋友的处事方式，那些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的人才会毫不犹豫。章士钊筹款后继续办报，宋庆龄抵押房产后照样主持福利事业，徐海东甚至在战火中负伤仍关心前线补给。钱出去，友情和信任却回来了，这种循环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显得格外珍贵。

1973年7月，章士钊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叹息“钱还未付清，人却先走”。同年，毛泽东坚持将原定的“利息”——两千元稿费送到章家，说是“老人若在，也不会拒绝我这点心意”。不久后，他在批阅文件的空隙提笔写下“行老无恙乎”，只可惜再无回信。那一刻，债务的经济意义早已消散，留存的只是对早年盟友的怀念。

三位“债主”给出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共同点在于：谈钱事小，顾大局为先。也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革命岁月里一段段佳话。毛泽东自嘲“钱这个东西很讨厌”，却不得不与之周旋。每一次周旋，他都把公义放在私利之上，于是借而不陨，欠而不拖，急时借来救命，闲时千方百计偿还。历史给出的答卷，是一场关于品格与情义的长测，分数如何，读者心里自有一杆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