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康生约胡乔木谈话，寒暄过后通知他：迁出中南海

1965年深秋，北京已见凉意。华灯初上的中南海颐园，还亮着一盏孤灯。胡乔木看着桌上的《史记》注本，眼睛酸涩，脑海里却飘出九年前庐山诊室里那句提醒：“神经衰弱，务必长休。”自那之后，他像被抽离出了中央最喧嚣的漩涡，日子忽而轻慢，忽而沉重。

病养的空当里，外面的局势没停下脚步。1966年5月，电话骤响，话筒那端只一句：“主席要见你，请今晚十点前到钓鱼台。”语气简短，像多年前秘书处的调度。胡乔木应声，心底却并不笃定。他带着厚厚的笔记本，想着要汇报病情、谈舆论走向，甚至准备好自我检讨。可见面时，毛主席只是淡淡一句：“回北京，少说话，多看，多想。”四两拨千斤，话语不多，却句句埋伏。胡乔木静静点头，没敢多问。那夜，他不知道这是与主席最后一次当面交谈。

返京后第三天，一通由机要台转接的电话又来了。对方报出名字——康生。胡乔木愣了几秒才回神。自庐山会议后，他与康生几乎无碰面，这次主动邀约，绝非闲谈。地点选在紫光阁，时间定在午后两点。

阳光正烈，空气里却透着股寒意。寒暄两句，康生先问：“最近身体还好？”胡乔木答：“差强人意，睡眠尚可。”随后，康生俯身翻了翻手边文件：“颐园那片要拓路，你那栋房子得拆，你得搬。”语气平平，好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后勤安排。胡乔木没有插话，心里却清楚，这不仅是修路。康生看他沉默，又补了一句：“趁早物色新居，三十天内清空。”谈话到此戛然而止。

从紫光阁出来，梧桐叶被风卷得簌簌直响，像敲一面冷鼓。胡乔木想起自己在中南海住了整整十七年：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从新华门步行回颐园时，群众还在长安街高喊口号；1954年，他夜里赶出新华社社论，《宪法草案》中译稿修改到凌晨；1957年，《人民日报》那篇让他挨批的“八股味”文章，也是坐在这座两层小楼里敲出的。如今，一纸通知，往事都要装进纸箱。

他并未计较拆迁的理由。修路只是表象，真正的信号在于：核心政治区的“安全距离”被重新划线。他，一个长期休养、又曾在舆论口径上有所“滞后”的老秘书，被悄悄划出了最内层圆圈。这里的逻辑，他太熟悉了，不必点破。

搬家前夜，他走到书房中央，抚过那幅1937年延安留影。照片上，胡乔木年轻得像个学生，站在窑洞口，怀里夹一叠稿纸。那年春天，《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刚发表。毛主席读后连声称赞：“乔木是个人才。”也就是这句话，把他推到主席案头。

1941年2月初，王若飞通知他到毛主席身边“报到”。头一天，他不知所措；第二天，他硬着头皮推门而入，说：“让我来校对《六大以来》吧。”这份519篇、280多万字的文献集，他用了半年时间理清头绪。杨尚昆后来感叹：“有点真本事，怪不得主席器重。”

1945年，赴重庆期间，他身兼秘书与《新华日报》主笔，两个月里连发多篇时评。最轰动的那篇《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万字长文击中了独裁与民主的要害。毛主席过目后只批“可发”二字，次日见报，舆论滔滔。笔锋之锐，也让许多人记住了“中共一支笔”。

1949年以后，他身上的职务越来越多：新闻总署、新华社、《人民日报》，再到书记处候补。舞台看似更广，暗流也更急。1957年“百家争鸣”氛围正浓，《人民日报》却刊出那篇被指“压制”的社论。毛主席随手写下批语：“编排水平待提高，八股味重。”批语贴在报社布告栏，胡乔木面无表情，却在夜里失眠。神经衰弱症此后缠身，一发不可收。1961年北戴河，他写信请假，毛主席回条：“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休养的确给了他喘息，但同时让他离决策中枢愈行愈远。

1966年6月中旬，他看了十多处房子，最终选定天安门广场东侧那幢老式二层小楼。搬家那天，他让秘书把所有毛主席修改过的手稿单独封箱，注明“必存”。黄昏收尾，院里只剩几案旧物。警卫小张低声说：“胡参事，这地方住惯了，还真有点舍不得。”胡乔木答：“东西并没带走多少，该留下的都留在脑子里。”

夜色降临，院墙外的车灯拖成一条亮线，像拉开的岁月折痕。胡乔木坐在空荡的客厅，听墙上的钟嘀嗒作响。无人催稿，无人等批示。一切仿佛归零，又似尚未结束。他伸手摸向口袋，那里有一页折得发白的纸条，上书：“少说话，多看，多想。”字迹劲挺，是49天前主席亲笔。

他把纸条攥在掌心，推门走进深沉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