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去法官姓名和案号，司法裁判文书公开岂能“缺码”而行

一份本应公开透明的裁判文书，在隐去法官姓名和案号后，变成了难以追溯、无法核实的“匿名裁判”，这不仅是技术操作的偏差，更是司法公开原则的倒退。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全国多地法院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司法文书，将案件审判员姓名隐去，甚至部分法院文书的案号也被模糊处理。这些隐去审判员姓名的文书在2023年至2025年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总量已达约2万篇。

本是司法公开象征的裁判文书网，因这些“匿名裁判”而引发争议。法官姓名被“XXX”取代，案号变成难以辨识的代码，司法公开与监督的基础正在被侵蚀。

最高法从2024年开始在多个场合强调隐名处理案件当事人信息的必要性，旨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及企业合法权益。到2024年6月，裁判文书网的上网文书已全面施行隐名处理要求：自然人仅保留姓氏，企业则隐去字号和法定代表人信息。

然而，本为保护当事人隐私的隐名规则，在执行中被扩大化应用。调查发现，这些隐去法官姓名和案号的文书地域分布广泛，四川、内蒙古、河北三地数量最多，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也出现类似情况。

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法院文书的案号也被模糊处理。多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文书，案号均为“（2024）浙01民终XXX号”；北京金融法院的部分文书，案号甚至被进一步模糊为“（XXXX）京XX民终XX号”。

对于隐去法官姓名的做法，不同地域的多位法官表示诧异。他们猜测可能是上传文书的操作人员对隐名处理要求的理解存在偏差。最高法明确要求隐去当事人的身份信息，但从未提及需对审判组织成员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

这一做法背后可能存在对法官职业安全的考量。在网络舆论极化的当下，部分敏感案件的裁判结果易引发公众对立，隐去法官姓名可规避人肉搜索、恶意骚扰等风险。

然而，这种过度保护的做法反而可能引发更多问题。有律师尖锐指出，“如果这样隐名处理裁判文书，那案例的真实性只有发布者能保证了”。

裁判文书网设立的核心目的，是让公众能了解司法过程、监督司法公正。案号作为案件的“身份证”，是精准检索、核实案件细节的关键；法官信息公开，则是审判责任可追溯、可监督的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通过互联网公开审判流程信息的规定》明确要求“审判组织信息”应当通过互联网向当事人及公众公开。法官作为司法权力的行使者，其身份公开是司法责任制的基石。

“司法责任制的核心是‘由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隐去法官姓名弱化了公众对法官裁判行为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司法个体的责任边界。”一位律师如是说。

裁判文书隐去法官姓名与案号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对司法公正、公众信任和法治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如果法官姓名被隐去，公众无法知晓具体由哪位法官审理案件，也就无法对法官的履职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如果案号被模糊，公众无法检索关联案件，难以发现可能存在的“同案不同判”现象。

有律师直言不讳地批评道：“这相当于把裁判文书网当成了故事会”，“如果这样，我们不如彻底把裁判文书网关闭算了，还能省去大量的运营成本”。

最高法院推行“类案检索”机制在隐去案号后也难以落实，因为案号是类案检索的核心线索，隐去后律师难以精准定位同类案件，辩护策略制定和法律适用参考均受到制约。

另据最新消息，最高法院已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级法院在裁判文书上网时一律不得将审判人员的姓名及案号隐去，此前已上网的需要立即整改。

技术操作的偏差可以通过整改纠正，但司法公开理念的偏差更需要彻底矫正。司法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该公开的公开，该保护的保护，裁判文书才能经得起审视和检验，司法公信力才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