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心腹与我党有血海深仇，被俘后毛主席：不能杀，送到我这里

1948年7月16日凌晨三点，襄阳城外的雨刚停，刘伯承接过前线急电，短短数行里夹着一句醒目的注脚：“康泽在碉堡内负伤被俘，如何处置？”信号灯摇晃，指针滴答，夜色却像故意停滞，为这条消息让路。

刘伯承没多耽搁，立即飞电西柏坡。几个小时后，他收到回电：“不能杀，押解来中央，沿途加镣，切勿失闪。”毛主席的八个字戳穿了大多数人的预期。毕竟三年前主席在延安谈到苏区覆灭时，曾直言康泽“罪无可恕”。

为什么话锋骤转？要弄明白得把镜头拉回二十多年前。1925年，黄埔岛一间空荡的教室里，一个面容清瘦的学员在抄写校长训话。蒋介石突然而至，随手翻看手写本，“你叫什么？”那人挺直身子，“康泽！”这一声清脆的回答，从此系住了他的仕途。

康泽出身四川安岳，一介寒门子弟。少年时背不动石灰，只能守着油灯啃书本；上黄埔后他钻营刻苦，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对马列主义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既遥远又“洋气”，更挡了自己的升迁路。

1931年“九一八”后，蒋介石憋着一口气要“安内”，复兴社便在这种气氛里诞生。名字其实是康泽与贺衷寒争来的，他坚持“复兴”二字，更对“别动队”倾注心血。这支不足千人的武装特务队，专找红军的软肋下刀子，手段之狠，连戴笠都自叹不如。

闽西、赣南不少乡镇在“别动队”脚跟碾过后家破人亡。为逼村民“自证清白”，康泽甚至立规：四户连保，一家“通敌”全组灭门。1934年前后，兴国、连城里壮丁锐减，街边吊销的户籍册像被风吹散的落叶。

这些惨象毛主席早年在苏区调研时记了满本子，他说“苏区两大灾星，一个是蒋，一个是康”。话传开后，“不能饶恕”成了康泽头上的烙印。可到1948年，人们却听见毛主席说“不能杀”。

事情的转折点仍在襄阳。那年六月，华东野战军连获大捷，国民党节节失守。蒋介石急得团团转，他不信部下，更怕“自己人”叛逃，于是把指挥权塞给无实战经验的康泽。康泽清楚这是一把双刃剑，但他也知道，只有接下差事，才能留在蒋的核心圈。

抵达襄阳后，他夜夜难眠。部下提议给他提前过44岁生日“提气”，康泽嘴上推辞，心里却也想借喝酒压惊。结果戏台子刚搭好，老河口方向炮声滚滚，警卫跑进来一句：“共军打过来了！”欢声顿止，酒味瞬间褪尽。

紧接着就是七月的攻城战。解放军夜渡汉水，以梯次穿插切割城防。康泽焚毁樊城民房，洒黄磷弹阻击，却终究挡不住纵队的猛烈冲击。16日晨，碉堡被炸开缺口，康泽被火烧伤右臂，趴在地上瑟缩求医。解放军战士冲进去时，他颤声问：“有医生吗？我不能残废吧？”现场一片愕然。王近山笑出声：“要你命的机会多得很，医生管够。”

刘伯承随后下令：务必活捉。于是，一名曾让无数苏区烈士含恨的特务头子，被铁链锁在担架上送向华北。国民党方面还在对外宣称“康泽壮烈殉难”，电台里哀乐反复播放，蒋介石甚至让人起草了“忠烈祠谥词”。

康泽到了西柏坡，先住院治疗，后被送进功德林。改造初期，他沉默寡言，自认必死，但没想到干部首先给他递来《资本论》《论持久战》。几周后，他开始写“自省录”，写自己如何把村庄变成废墟，也写复兴社的黑幕。稿子越写越厚，最后竟超过三十万字。

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向党内印发。毛主席在文中提到：“不杀康泽，不是他无罪，而是杀了对人民事业不利。”对于干部来说，这句话解开了心中疙瘩；对康泽本人而言，则像一记重锤，击穿了多年信奉的“成仁”假象。

1963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令下达。康泽接过通知书时，眼眶通红。他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专员，闲时写稿校对。几年间，《复兴社的缘起》《别动队纪要》等回忆材料陆续问世，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留下大量一手资料。

1967年春，康泽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档案里记录，从他获释到离世的四年间，曾三次向有关部门提交补充交代，补足旧案细节。对于曾经的“屠夫”而言，这种做法也许算不上赎罪，但至少说明——当年那句“不能杀”，确实撕开了一条意想不到的缝隙，让历史多了另一种收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