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千年宣称的“人性本善”，才是底层百姓苦难的根源！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在长安宫召见董仲舒，一场君臣对话彻底改写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走向。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国家官方指导思想，而其核心主张之一“人性本善”，更是被抬到了“千古不易之真理”的高度。

从此之后，大到王朝立法、政策制定，小到民间教化、人际相处，都以“人之初，性本善”为第一准则。可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充满温情的道德预设，最终却变成了束缚古代社会的枷锁。它让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让权力失去了有效制约，是古代两千年苦难的根源。

要理解“人性本善”如何成为灾难根源，首先得看清它在古代政治中的真实作用。儒家说“性本善”，本质是给所有人画了一张“道德大饼”：君主应该是“圣君”，官员应该是“清官”，百姓应该是“良民”。

既然大家本性都是善的，那治理国家就不需要严苛的法律，只需要靠道德教化，靠每个人的“良知”自我约束。这种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就形成了“以德治国”的畸形模式——法律成了道德的陪衬，甚至可以被道德随意践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官场中的“道德攻讦”。自从“人性本善”成为社会共识，想要扳倒一个人，最有效的手段从来不是举报他触犯法律，而是指责他“失德”。因为法律的审判需要证据，而道德的批判只需要舆论。

北宋庆历五年，一场震惊朝野的“绯闻案”让欧阳修身败名裂。当时欧阳修正在推行新政，触动了守旧派的利益。守旧派找不到他违法乱纪的证据，就编造了“欧阳修与外甥女乱伦”的谣言。这在重视伦理纲常的儒家社会里，是不可饶恕的“大恶”。

虽然朝廷最终调查后认定“查无实证”，但谣言已经传遍天下。欧阳修的政敌们根本不在乎真相，他们要的就是用道德污水把他搞臭搞烂，让他失去立足朝堂的资格。最终，欧阳修被罢官外放，新政也随之夭折。

就连皇帝批评大臣，也习惯性地从道德入手。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触动了不少贵族官僚的利益。万历皇帝想要罢免他时，第一道圣旨里根本没提改革措施是否违法，而是指责张居正“擅权乱政，罔上负恩，道德败坏”。先把张居正的道德形象彻底摧毁，让他成为万民唾骂的“奸臣”，接下来的处罚也就显得“名正言顺”了。

这种“道德优先”的逻辑，甚至渗透到了改朝换代的战争中。自古以来，起义军讨伐旧王朝，从来不会说“你的法律不合理”，而是说“君主失德”。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的口号是“天下苦秦久矣”，背后的逻辑是“秦始皇暴政失德”；明末李自成起义，打出的旗号是“均田免赋”，宣传的核心是“崇祯皇帝昏庸无道，鱼肉百姓”；太平天国运动时，洪秀全更是指责清朝统治者“妖言惑众，道德沦丧”。

其实，这些起义的本质都是底层百姓不堪压迫的反抗，但必须披上“讨伐失德者”的外衣，才能获得舆论支持。因为在“人性本善”的认知里，君主只要“有德”，就应该被拥护；一旦“失德”，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这种逻辑看似合理，却掩盖了最核心的问题：制度的缺陷。起义军推翻了“失德”的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后，依然沿用“以德治国”的老一套，最终还是会走向腐败和压迫，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循环。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2000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道德的一切出发点，正是儒家宣称的“人性本善”。这种对人性的盲目乐观，让古代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对官员的约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既然相信官员“本性善良”，那朝廷就不需要制定严苛的法律来限制他们的权力，只需要通过“四书五经”的教化，让他们保持良知就行。从汉代的“举孝廉”，到隋唐的科举制，选拔官员的核心标准都是“德行”而非能力。

一个人只要被认为“孝顺”“清廉”，就能当官；反之，哪怕再有才干，只要道德上有瑕疵，就会被排斥在官场之外。可现实是，良知在利益面前往往不堪一击。明朝中后期，朝廷对官员的道德教育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皇帝经常亲自讲授《论语》《孟子》，官员们也天天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

但就是在这样的“道德盛世”里，贪污腐败却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被称为“青词宰相”，天天写文章歌颂皇帝、宣扬道德，可暗地里却疯狂敛财。据史料记载，严嵩倒台后，从他家里抄出的金银珠宝、田产房屋，价值相当于朝廷三年的财政收入。

严嵩这样的例子不是个例。清朝的和珅，更是把“道德伪装”玩到了极致。他在皇帝面前标榜自己“清廉自守，忠君爱国”，背地里却利用权力大肆贪污，积累的财富相当于清朝十五年的国库收入。这些官员都接受了一辈子的“人性本善”教育，可最终还是沦为权力的奴隶。

这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没有法律的硬约束，只靠道德的软教化，根本挡不住权力带来的诱惑。

更可怕的是，“人性本善”的思想让皇帝彻底失去了制约。董仲舒为了让儒家思想适应皇权，发明了“天人感应”学说，宣称皇帝是“天子”，只要“有德”，就会得到上天的庇佑；如果“失德”，上天就会降下洪水、地震等灾异来警告。

这套理论看似是在约束皇帝，实际上却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因为老天是虚无缥缈的，这个约束执行与否完全看皇帝本人。后来皇帝也学精了，只要在灾异发生后下一道“罪己诏”，装模作样地反省一下，这事就算过去了，然后继续为所欲为。

汉武帝晚年，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导致民不聊生，各地频繁发生地震、旱灾。大臣们按照“天人感应”的说法，劝谏汉武帝“修德自省”。汉武帝下了一道“罪己诏”，承认自己“劳民伤财，德行有民伤财，德行有亏”，可没过多久，他又开始派兵攻打匈奴，继续挥霍民力。

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达到鼎盛，可到了晚年，他沉迷美色、重用奸臣，导致安史之乱爆发。面对天下大乱，唐玄宗也只是哭着反省自己“识人不明，德行不足”，可这又有什么用？那些因战火死去的百姓，永远也回不来了。

纵观中国古代史，几乎没有哪个皇帝因为“失德”而被法律制裁。他们哪怕荒淫无道、滥杀无辜，只要还掌握着皇权，就能逍遥法外。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人性本善”的思想让大家相信：皇帝本性是善的，只是一时糊涂；只要通过道德劝谏，就能让他“幡然醒悟”。

可历史一次次证明，没有法律的硬约束，再“善”的本性也会被权力腐蚀。

晚清时期，英国人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华任职长达54年，他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说中国人和我们不同之处可以追溯到根本的出发点：中国人说人性善，我们说人性恶。中国人因而求助于行为准则和由教亦即教育养成的规矩；我们则通过‘惩’，对违法进行治理和处罚，树立法律和规章。”

赫德的话虽然带着西方视角的偏见，却点出了问题的核心：对人性的不同预设，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西方认为“人性恶”，所以强调法律的约束，用制度来防范人性的弱点；而中国认为“人性本善”，所以依赖道德的教化，最终让权力失去了制约。

而这一切灾难的最终受害者，永远是底层百姓。当官员们因为缺乏法律约束而贪污腐败时，百姓就要承受苛捐杂税的压迫；当皇帝因为没有制约而大兴土木时，百姓就要被迫服徭役，妻离子散；当道德攻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导致战火纷飞时，百姓就要在战乱中流离失所。

两千年里，百姓就像被踢来踢去的皮球，在“有德”的君主和“失德”的乱臣之间挣扎，却始终摆脱不了被剥削、被伤害的命运。

说到底，“人性本善”本身并不是错，它是一种美好的道德理想。但把这种理想当成治理国家的唯一准则，用道德代替法律，用教化代替约束，就必然会导致灾难。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善需要教化来引导，而恶更需要法律来约束。

古代中国的悲剧就在于，过分相信人性的善，却忽视了人性的恶。它希望通过道德让官员清正廉洁，让皇帝贤明仁慈，让百姓安分守己，可最终却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让权力变成了滋生腐败和暴政的温床。

把希望寄托在人性的“善”上，是靠不住的；只有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作恶者受到惩罚，让行善者得到保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让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这，或许就是我们从古代两千年的“人性本善”迷梦中，应该学到的最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