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的挣扎与轮回：从“解放者”玻利瓦尔到“阶下囚”马杜罗

两百年前，西蒙·玻利瓦尔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他后来成为解放南美六国的英雄，被尊称为“解放者”。

两百年后，委内瑞拉再次成为国际新闻的焦点——总统被捕、政局动荡、社会撕裂。

历史何其相似，又何其讽刺。

玻利瓦尔曾在《牙买加来信》中写道：“我们不仅被剥夺了自由，甚至被禁止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的委内瑞拉，似乎仍在重复着某种命运的轮回：资源丰富却贫富悬殊，理想崇高却现实残酷，解放之后又陷入新的困局。

我们摘编《玻利瓦尔传》第一章第一节，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那时的委内瑞拉，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是种族与阶级撕裂的社会，是一个年轻贵族眼中“必须被解放的祖国”。

玻利瓦尔从这里出发，最终改变了半个南美的历史。

而今天的新闻，不过是历史长卷中又一页。

读玻利瓦尔，不仅是读一个人的传奇，更是读一个国家的基因，一段从未真正结束的解放之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留下的辙印却惊人地相似。玻利瓦尔当年的困境——外部势力的干涉、内部阶级的撕裂、经济结构的单一，是否也正是今日委内瑞拉困局的某种回响？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文章节选自《玻利瓦尔传》（ [英]约翰·林奇 著 三联书店 2024-9）

委内瑞拉故土

1812年3月26日，一场大地震袭击了委内瑞拉。从安第斯山脉到沿海地区，从梅里达（Mérida）到拉瓜伊拉（La Guaira），大地起伏又开裂，建筑倾塌，成千上万民众死亡。保皇党编年史家何塞·多明戈·迪亚斯（José Domingo Díaz）在场，他的记者本能被唤醒：

四时许，加拉加斯的天空晴朗而明亮，无边无际的宁静似乎加剧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热浪所带来的压力；虽然天上掉下来几滴雨，却看不到云朵。我离家前往大教堂，距离圣哈辛托广场和圣多明我修道院大约百步之遥的时候，大地开始震颤，伴随着巨大轰鸣。当我跑进广场，邮局的露台碎片坠落在脚边，我远远避开垮塌的建筑物。我目睹了圣哈辛托教堂在其地基上崩塌，在尘土与死亡之间，我见证了一座城市的毁灭，这座城市曾是本地人与外国人共同景仰之地。首先是一阵奇怪的轰隆声，继而是墓地一般的寂静。我站在广场上，独自立于废墟之中，听到教堂里垂死之人的号哭。我爬过废墟，进入其中，立刻看到有四十余人在瓦砾之下，或死于非命，或奄奄一息。我又爬了出来，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在废墟顶部，我发现了唐·西蒙·玻利瓦尔他身穿有袖衬衫，手脚并用地在残骸上攀爬，看到了我方才目睹的景象。他的脸上写着极度的恐惧与绝望。他看到我，说着不敬而夸张的豪言壮语：“如果大自然与我们为敌，我们就同它斗争，直至将它驯服。”此时广场上已经挤满了尖叫的人群。

那个圣周四的拉·特立尼达与阿尔塔·格拉西亚教堂坍塌成不足六英尺高的废墟。巨大的圣卡洛斯（San Carlos）兵营及驻扎的军队难逃此劫。加拉加斯的十分之九被完全摧毁。没有什么能够抵挡像沸腾液体一样上下起伏的大地，以及由北向南、从东至西四处交错的震颤，仅这一座城市，死亡人数就达9000—10000。废墟里传来求救的哭喊，人们看到，怀抱幼童的母亲绝望地想让孩子苏醒，孤苦无依的家庭在尘烟里茫然寻找着下落不明的父亲、丈夫与朋友。一群方济各修士把尸体扛在肩上，将他们下葬。骨骸在焚尸堆里被火化，伤者与病人被安置在拉瓜伊拉河河畔，没有床铺、被单和药品，它们都被埋在瓦砾之下。惊恐的社会忽然之间记起了责任：未婚伴侣匆忙成婚，弃婴找到了父母，债务被结清，欺诈得到补偿，家庭重归于好，敌人握手言和。教士们从未如此忙碌过。但玻利瓦尔不得不与教会和自然抗争，因为这场灾难被保皇党教士利用，被宣扬成上帝对革命的惩罚。在尘埃与瓦砾之间，玻利瓦尔遇到了其中一位教士，并将后者赶下临时讲坛。玻利瓦尔对破坏与失序深恶痛绝。地震对他的出生之地与革命是双重打击。

“高贵，富有，才华横溢”，一位副官如此描绘西蒙·玻利瓦尔，这些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宝贵财富。1783年7月24日，玻利瓦尔生于加拉加斯，父母是胡安·比森特·玻利瓦尔-庞特（Juan Vicente Bolívar-Ponte）与玛丽亚·德·拉·康塞普西翁·帕拉西奥斯-布兰科（María de la Concepción Palacios-Blanco），他是家里两个兄弟与两个姐妹中最年幼的一个，施洗名为西蒙·何塞·安东尼奥·德·拉·桑蒂斯玛·特立尼达（Simón José Antonio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他是第七代美洲人，是1589年从西班牙前往委内瑞拉谋求新生活的西蒙·德·玻利瓦尔的后代。在由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组成的社会里，邻居们对最轻微的混血都很敏感，他的家族世系经受了种族融合痕迹的冲刷，尽管出现过可追溯至1673年的存疑证据，但玻利瓦尔家族一直以来还是维持了白人身份。他们的经济根基也很稳固。他们拥有巴斯克血统，在两个世纪里积攒了土地（包括几座种植园）、矿山、牛、奴隶、城镇房舍，并跻身白人精英阶层，取得领导地位。圣马特奥庄园是玻利瓦尔家族的至爱，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当时这一产业有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保障，或者说是靠分给他们支使的山谷中的印第安劳动力来维持运转的。在加拉加斯，他们住在市中心的一所大房子里。玻利瓦尔家族在委内瑞拉根基深厚，家族成员担任市政官员、民兵军官，支持王室政策，并拥有贵族头衔，声誉卓著。西蒙的叔父何塞·玻利瓦尔·阿吉雷还曾积极投身对1749年民众暴乱的镇压。在母亲那边，帕拉西奥斯家族也是标榜贵族、有担任公职记录的上流家族，他们参与委内瑞拉公共事务的历史可以和玻利瓦尔家族的相提并论。毫无疑问，玻利瓦尔属于精英阶层，那么他的祖国处于什么地位呢？

西蒙•玻利瓦尔画像（何塞•吉尔•德•卡斯特罗绘）

陡峭的丛林坡地。绕着采珠业曾经盛极一时的玛格丽塔岛（Margarita）航行，哥伦布一行看到了更为令人沉醉的海岸线，那边有一簇簇的椰子树、高大的棕榈树，岸边散布着鹈鹕与火烈鸟，在库马纳（Cumaná）周围尘土飞扬的大地——“仙人掌之地”（tunales），密集生长着巨大的仙人掌，再往内陆深处去，则会看到美丽的罗望子树。在遥远的南方内陆，流淌着奥里诺科河与安戈斯图拉河，它们是西属圭亚那的骄傲。沿着加勒比海海岸向西，直至拉瓜伊拉港，丛林一直延伸到海滩，海滨生长着红树林。在拉瓜伊拉，中暑、黄热病与鲨鱼都可能威胁到旅行者的生命，直到抵达内陆高原和相对安全的加拉加斯才能摆脱危险。

委内瑞拉地处加勒比海东南边缘，曾是西班牙美洲大陆殖民地中最靠近欧洲的一个。玻利瓦尔一直不厌其烦地告诫他的同胞，要遵从自然而非学说的指引，珍惜祖国拥有的天然禀赋。他在1830年制宪会议上告诉与会者：“在我们祖国原本的自然里，你们可以寻觅到有价值的指引，它从安第斯高山延伸至炎热的奥里诺科（Orinoco）河河岸。勘察这一整片土地，你们就会从自然——人类永恒的导师那里学到，国会必须颁行哪些法律。”自欧洲乘船前往委内瑞拉，首先经过马库罗（Macuro）。1498年，哥伦布在此与美洲大陆相遇，他称之为“格拉西亚岛”（the Isla de Gracia），那里有白色的海滩、葱郁的植被，后面是沿着西海岸向西，越过内陆城市马拉凯（Maracay）与巴伦西亚（Valencia），拥有古老教堂和广阔沙丘的科罗（Coro）就映入眼帘。从海岸山脉向南，直到谷地、湖泊与河流，皆是美丽之地，是甘蔗、咖啡、棉花以及最重要的可可种植园的故土。到了东部与中部，热带天堂则被稀树大平原（savannahs）——或曰拉诺斯平原（llanos）取代，这片平原草场广阔，交错分布着众多河流，持续遭受干旱和水灾的侵袭。向更远的西部进发，就将抵达塞戈维亚高地，高地上分布有高原、山谷与半沙漠地带。越过这些地区，就到了马拉开波湖（Lake Maracaibo），湖上印第安人居住的高脚屋，给西班牙探险者一种见到威尼斯的错觉，委内瑞拉因之得名。委内瑞拉的安第斯山脉，从特鲁希略（Trujillo）向西南延展，在委内瑞拉屋脊梅里达抵达最高点，那里刚刚被一场普通民众反抗波旁王朝征收苛捐杂税的起义撼动。

奥里诺科三角洲

1799年至1800年造访委内瑞拉的德国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敬畏拉诺斯平原的广袤：“拉诺斯平原无边无涯而一成不变；居民极其稀少；在如此高温、被尘埃笼罩的空气里旅行，困难重重；地平线的远景，在旅客眼前不断退去；几棵稀疏的棕榈树这般相似，让人无望走到它们跟前，还将它们与更远的树木混淆，所有因素夹杂在一起，会令陌生人在看到拉诺斯平原之时，认为它们比实际大得多。” 18世纪晚期，由白人与帕尔多人构成的当地人口又增加了反叛的印第安人、逃亡的奴隶、不法之徒、盗马贼和白人社会的渣滓，在洪堡看来，这把拉诺斯平原变成了“罪犯的避难所”。而平原人（llaneros）距离青年玻利瓦尔所处的文化非常遥远，但在未来的战争中，这些人将接近他生活的中心，他们是军队的枪骑兵，“顽固而无知”，少有自尊，却总能得到他们的将军的体谅。然而，玻利瓦尔闯出第一片天地的地方却是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的80万居民里——人口数字显然在不断变化——一半以上（45.5万）居住在加拉加斯省，那里是可可以及靛蓝与咖啡两种新兴出口商品的主要产地。

加拉加斯省省会坐落在一个肥沃的山谷里，夹在两座相距约40英里的山脉之间，从海岸和拉瓜伊拉港到内陆的殖民时代小路，有些地方仅能容下一匹骡子通过，两山之间需要一天行程。这座城市海拔3000英尺，与热带海岸地区相比，气候更为温和宜人。加拉加斯市的中心，围绕着一座主广场与两座小广场精心修建，街道道路笔直、纵横交错，许多条路都铺砌了路面，修建的低矮建筑，有些是砖砌的，大多数是土坯房，更适应地震多发之地。玻利瓦尔家族在此地拥有诸多产业：除了位于圣哈辛托广场的家族宅邸之外，西蒙还从富有的叔父胡安·菲利克斯·阿里斯特吉耶塔-玻利瓦尔（Juan Félix Aristeguieta-Bolívar）那里继承了一所房子，它地处主广场，在大教堂与主教广场之间。这里的房子修得很气派，搭建有宽敞的露台，并配有花园，从卡图切河（River Catuche）引渠为花园供水，花园里种植了种类繁多的热带水果与花卉。富贵之家的优裕生活少不了也许平平无奇但独具特点的社交与文化活动，许多家庭都拥有他们引以为傲的图书馆。加拉加斯大学于1725年开始开展学术研究，尽管创新与守旧明争暗斗，学生们仍能够研习当年的大多数科目，并接触到像斯宾诺莎、洛克和牛顿这样的17、18世纪欧洲思想家。

加拉加斯大学

洪堡对许多克里奥尔人（美洲土生白人）的文化水准印象深刻，尤其是他们对欧洲文化的了解和对影响殖民地与宗主国的政治事件的认知，他将之归因于“商业的欧洲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的频繁交流”。洪堡在加拉加斯的克里奥尔精英中发现了两种倾向，将之认定为两代人的特征：年长一代固守旧日传统，维护特权，坚决排斥启蒙运动；年青一代不重当下更重未来，被新方法与新思想吸引，坚定追随理性与启蒙思想，时而卷入对西班牙文化的反抗和与外国人的危险联系。玻利瓦尔与年长一代前后脚出生，思想上却跻身于年青一代。

委内瑞拉不再是哈布斯堡时代被遗忘的殖民地，不再仅仅被视为墨西哥与秘鲁总督区往来路途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委内瑞拉的真正历史不是肇始于第一次征服，而是开始自第二次征服，那是18世纪，西班牙重构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并赋予它新的制度。经济再征服的工具是加拉加斯公司（Caracas Company），一家总部设在巴斯克的企业，这家企业被赋予与委内瑞拉开展贸易的垄断地位，不久，它就为生产与出口提供了新动力，为西班牙提供了新市场。波旁王朝的现代化让委内瑞拉脱离了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王朝政府于1776年任命了一名来自委内瑞拉本土的财政和经济长官，又于1777年任命了一位总司令，以掌控政治和军事，官员们直接对马德里的中央政府负责，而非邻近的总督区。检审法庭（audiencia），或称高等法院，1786年设立于加拉加斯；贸易法庭（consulado），或称商业行会，设立于1793年。委内瑞拉的法律与商业事务此时有了独立地位，不再受其他西班牙殖民地管辖。这些机构没有将权力赋予委内瑞拉，它们代表帝国而非地方的利益，委内瑞拉人仍然臣服于一个遥远的宗主国。尽管如此，这些机构所处的这片乡土如今有了自己的身份，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委内瑞拉或许不是西班牙帝国的心脏，也不是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核心，但随着殖民世界式微、委内瑞拉历史进入新纪元，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三位西属美洲独立史上的巨人：“先驱者”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以及人文主义者安德烈斯·贝略（Andrés Bello）。

玻利瓦尔在1821年卡拉沃沃战役获胜后接受了作为战利品的西班牙国旗

西班牙逐渐变得趋向帝国主义，但情况并不是一直这样。同所有伟大帝国一样，西班牙曾有能力吸纳殖民地的民众。哈布斯堡王朝建立的帝国靠妥协与共识统治臣民，首先体现在克里奥尔人越发频繁地参与到殖民地官僚体系与法庭事务之中，其次体现在王权对殖民地社会身份与利益的承认，尊重甚至代表它们的身份和利益，这是明智之举。但1750年之后的时代，经历了殖民地政府的去美洲化、波旁王朝的崛起，以及妥协政治和克里奥尔人政治参与的终结。而波旁王朝的政策，以从西班牙派遣主官、建立职业官僚体系、掌控资源开发与税赋征收为特征。克里奥尔人不再被接纳，而是被胁迫，他们敏锐感知到了这一变化。胡安·巴勃罗·比斯卡多（Juan Pablo Viscardo），作为耶稣会的流亡者和拥护独立人士，曾是这一政策趋势在秘鲁的直接观察者，他也见证了波旁王朝从寻求共识走向冲突对立，疏远了克里奥尔精英，最终将他们推向独立的过程。“自17世纪起，克里奥尔人就被委以要职，包括教堂教职、政府官职与军职，在西班牙与美洲皆是如此。”但如今西班牙恢复了偏向半岛人的政策，“将仅仅熟知自己国家的人们排除在外，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国家休戚相关，拥有崇高而独特的权利来捍卫国家福祉”。这种“西班牙式复古”触动了整个美洲，委内瑞拉尤甚。玻利瓦尔本人也抱怨美洲人被排除在民政事务、教会事务和财政部门之外，“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1786年至1810年，没有委内瑞拉人被委任以检审法庭职务，而在此期间有10个西班牙人与4名定居殖民地的宗主国人士执掌法度。

克里奥尔人对上述状况心知肚明，并被不断提醒：他们的国家为西班牙而存在，他们的前途被他人掌控。玻利瓦尔自己永远不会原谅或忘记祖国被束缚在极端不发达之中，被禁止与西班牙展开农业、工业与商业竞争，事实就是，那里的人民被迫“种植靛蓝、谷物、咖啡、甘蔗、可可与棉花；在空荡荡的平原养牛；在旷野捕猎猛兽；在土地里开采黄金，以满足西班牙无穷无尽的贪欲”。不过，像玻利瓦尔这样的克里奥尔人属于殖民地精英，地位远高于在社会底层艰辛劳作的梅斯蒂索人（mestizos）、穆拉托人（mulattos）与奴隶，只要他们的期望不是太高，坐拥乡间庄园与加拉加斯房产，他们就可以享受在西班牙统治之下安逸而安全的生活。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准备颠覆世界。

在委内瑞拉，可可出产与出口搞活了经济，催生了地区精英，在17、18世纪，这些精英被西班牙君主所忽视，他们发觉自身的经济生命线在美洲而非西班牙。然而，大约自1730年起，国王开始密切关注作为西班牙税赋收入与欧洲可可来源地的委内瑞拉。变革的推动者是加拉加斯公司。咄咄逼人而又花样百出的贸易政策，让苦苦挣扎的移民甚至传统种植园主的收益更少，触犯了当地利益，并在1749年激起了一场民众叛乱。叛乱很快被平息，此后加拉加斯被迫忍受一个又一个军人长官的统治，不得不缴纳更高的赋税，接纳比以往人数更多的帝国驻军。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得到了改革后的加拉加斯公司所提供的股本，这是一种确保这些人合作并使之脱离民众事业的权宜措施。于是，波旁王朝从寻求共识走向冲突对立的新帝国主义方针，在委内瑞拉小试牛刀。加拉加斯所经历的地区发展、精英自治与西班牙王室政策倒退，是殖民地历史上克里奥尔政权与西班牙政权、妥协与权威之间巨大分歧的早期证据。正如波旁王朝的一位重臣所评论的，如果不曾拥有自由，殖民地人民将学会过上没有自由果实的生活，不过一旦他们合法获得一些权利果实，并品尝了其中滋味，就不会再让他人将之夺走。玻利瓦尔所降生的这片殖民地，不是通过共识与分权来管辖，而是由中央集权与专制主义来统治的。他父母那一代人乖乖接受了波旁政府的改革和传统克里奥尔影响力的丧失，而下一代人就没有那么温顺了。

美洲深处丛书

丛书主编：戴锦华、魏然

译丛名为“美洲深处”（América profunda），源自阿根廷思想家库什（Rodolfo Kusch）的同名代表作。在半个多世纪前，库什在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选择“内部流亡”，回到阿根廷北部山区，进而重新“发现”了不同于港口大城市的“深度的美洲”：安第斯原住民的精神世界。他的实践得到了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广泛呼应，在墨西哥、秘鲁、巴西，说出“美洲深处”，就意味一种不甘于重复欧美主流叙事的立场，一种阅读与身体探索相结合的求知方式。

在这里，我们借用“美洲深处”，并非偏锋猎奇，译介“弱势文学”，而是深知众多读者仍旧期待超越手机微信的“浅阅读”，渴望思想的深度。更深的意味是，我们深知当代中国正在重新定位自己的世界历史意识。近代以来，“美洲”往往被不假思索地等同于“西方”的一部分，这片大陆复杂多样的文化地形被一笔带过。“中-西对举”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限定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可能。带领读者走向“美洲深处”，是一次思想探险的邀约，邀请读者潜入一片绝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与感觉结构的历史“丛林”。游历的结果是，让深度的美洲改造我们的知识谱系，进而理解“现代”，理解第三世界，理解未来。

已刊三种

玻利瓦尔传
[英]约翰·林奇 著 安梁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9

用英语撰写的研究玻利瓦尔的重要传记作品之一。传主西蒙·玻利瓦尔是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时期的风云人物。他首先是一个富有雄才伟略的革命者，因为他先后将六个拉美国家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被拉丁美洲人民尊奉为“解放者”；他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所倡导的民族解放原则对拉美国家的独立斗争和独立后的政治制度建构影响深远；他更是一个广受认可的卓越政治家，委内瑞拉、大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秘鲁政府都曾在他的领导下投身拉丁美洲独立革命时期的风云际会。

约翰·林奇的这部传记作品，把玻利瓦尔置于“他所亲历社会的社会、经济、知识和政治之中”，以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无与伦比的出版文献、大量二手著作与许多专题研究”为基础，融入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研究无可挑剔、记述无比忠实……文笔相当出色”的优秀文本，是“迄今最出色的‘解放者’传记著作”。

萨帕塔与墨西哥大革命

[美]小约翰·沃马克 著 胡楠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11

美国历史学家小约翰·沃马克所著的《萨帕塔与墨西哥大革命》虽然写于1968年，但至今仍旧是认识萨帕塔这位拉丁美洲大众偶像的核心书目。沃马克是美国拉美史研究的代表人物，《萨帕塔与墨西哥大革命》更是风靡美国及墨西哥学院内外的认识墨西哥现代历史和文化的“入门必读书”。该书的特色之处是，以通俗而富于诗意的语言，以人物为中心，串讲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墨西哥社会。我们国内目前对墨西哥的介绍，仍未能超越“通史”的范式。这本书是一种极为宏大的历史视野，在人物活动的线索中，呈现一幅墨西哥社会的历史全景：从农业社会的肌理，到议会选举的角力，政治阴谋、武装冲突、革命者的理想与局限，都在本书中得到了细腻的描写，这显然能为中文读者提供权威的、有生命质感的阅读体验。
堂娜玛利亚的故事：生命史、记忆和政治认同[美]丹尼尔·詹姆斯 著 刘倩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9

《堂娜玛利亚的故事》以阿根廷工运妇女领袖玛利亚·罗尔丹的生平故事为线索，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庇隆主义兴起到90年代阿根廷的政治变化，乃至拉丁美洲劳动整体阶层状况，是口述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典范性著作。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堂娜玛利亚的口述史，文本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为读者直接呈现出个人如何介入若干民族历史大事件，并受到这些大事件的深刻影响；第二部分，作者从叙事理论、记忆理论、口述史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等多重视角对“证言”进行了处理，不但将堂娜玛利亚的口述作为一种历史参照的文本，更对这一口述本身做出各种跨学科分析。因此，全书不仅可读性强，而且能为当前中国方兴未艾的基层口述史、劳动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提供诸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