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若不“爽约”李定国，南明还能再续100年吗？

阅读南明史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郑成功和李定国之间的关系，如同两个绝世高手约定好一起联手抵御敌人，可是因为各自有着自身的打算，始终没办法让剑锋相碰。但是要是仔细研究顺治年间的往来书信，就会发现他们至少有两次接近改变历史的机会。一次是在1654年的新会之战，一次是在1657年的长江会师计划。这两次失约使得南明错失了缝合东南与西南战场的最后机会。

说来也巧，郑成功给李定国的第一封正式回信，写了同仇同袍的约定，这很符合原来的心愿，但是落款却盖着延平王印。这种称谓的不同暴露出一种微妙的心态：一方将对方当作平等的盟友，而另一方却端着藩王的架子。那时李定国刚刚在桂林阵斩清定南王孔有德，正需要水师的支援去攻打新会，但郑成功却把精锐派去长江进行袭扰，仅仅让林察带领一支不太重要的部队南下。

我认为，郑成功的犹豫不能简单地被认定为是私心。他三次南下勤王都不顺畅。永历元年救援同安的时候，老巢被端掉了。永历五年支援广州的时候，遇到风暴就折返回去了。这样的记忆如同膝跳反射一般，让他本能地对远离闽海基地的战役保持警惕。而且在那个时候清军正在实行沿海迁界，金厦基地的补给线几乎难以保全。

新会之战失约确实是非常致命的。李定国已经对新会城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围困，象兵已经将城墙踏出了裂缝，但是却缺少火炮来轰开缺口。他给郑成功的求救信非常着急，信中说在十月半以前无论如何都要在新会会师。但是郑军的水师直到十一月才慢慢悠悠地到达粤海，看到清军的援旗就撤退了。后来出土的城墙砖铭文显示守军当时已经开始煮皮甲来充饥。要是郑军能够准时抵达，那么攻破城池只需要再多支撑三天。

1657年第二次出现失约的情况是非常荒诞的。李定国计划分三路进行北伐，他自己前往湖南，郑成功去攻打南京，夔东十三家去进攻荆州。这个方案要比南宋联合蒙古灭掉金国的策略要好很多，原因在于清军的主力被张献忠的旧部牵制在西南地区。但是郑成功临时改变计划去台湾找荷兰人索要债务，声称是为了开辟粮食来源，实际上是害怕李定国的功劳过大从而超过自己。这种算计和当初孙可望排挤李定国的情形差不多。

通过考古发现可知，在闽南族谱之中存在着最为扎心的证据。郑家后裔所收藏的《海上实录》手稿当中夹有一张地图。在这张地图之上使用朱砂标注出了理想的进军路线：从厦门直接向南京扑去，想要和李定国在武昌会师。但是在旁边还有墨笔所做的批注：粮秣难以得到持续的供应，虏骑的行动非常迅速。仅仅这短短的六个字，就将海商集团对于陆地作战所具有的天然恐惧表述了出来。

要是真的把兵力合并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互补性是超乎想象的。李定国的象兵擅长在野外进行作战，郑成功的水师能够控制航道，再加上张煌言在江浙地区的义军网络，完全有能力重新构建像南朝那样的格局。在当时清廷对江南地区的统治并不是很稳固，顺治帝连留头不留发这样的政策都曾经出现过动摇的情况。

如此一看，南明早早走向灭亡，并非是敌人过于强大，而是自己人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出现差错。李定国在缅甸临终之际写下宁死在荒远之地也不投降的话语，而与此同时郑成功正忙着给荷兰人书写最后通牒。两种忠诚的表现，偏偏没有产生能够引起共鸣的频率。

历史或许最为残酷的一个方面在于，它从来不会给人提供重新来过的机会。很多在当时所做出的假设，最终只能够成为档案馆里的叹息之声。但是至少郑李两人书信里在畿辅会盟的墨迹依旧存在，这向我们提示着：团结这个词语，写起来是较为容易的，但是做起来却是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