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华侨商人唐纳回国，受两位中央首长接见，他究竟是什么身份

1985年2月的巴黎夜风刺骨，塞纳河畔的出租屋里，71岁的唐纳正输液。电话铃骤然响起，“首长关心您的身体，盼您保重。”短短一句来自北京的问候，让法国护士听得云里雾里，却把床上的老人拉回七年前的那个春天——1978年，他秘密回国，连见两位中央首长，同时还有时任中调部负责人罗青长在侧。

要说唐纳，法国同行只知道他在里昂有家颇受欢迎的川粤餐馆，常能见到政要、学者落座。对面那块写着“中法友谊”的铜牌，成了中餐街的地标。可懂行的人清楚，一块牌子不足以解释何以叶剑英元帅亲自下令安排接见，也不足以解释为何他的旅法经历始终与“保密”二字如影随形。

1914年6月，唐纳出生在江苏丹阳。家境殷实，父亲在津浦铁路局做英语翻译。两岁时失怙，被伯父收养。少年酷爱文学，中学阶段便在《申报》副刊发表杂文。日寇铁蹄踏入东北后，他投身进步组织，用笔抗争。这种“文字火药”引来警探盯梢，1932年，他只得暂避上海，考入圣约翰大学新闻系。

圣约翰校园里，唐纳遇见左联成员，思想急剧转向。《申报·电影周刊》常见他的影评，既犀利又不失幽默。颜值出挑，令导演王鸿钧拉他上银幕当男主角，本可就此走红。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接受党组织吸收，转去国民党控制的《中法日报》任主笔。表面写金融行情，私下却为地下党递送情报，顺带帮忙掩护秘密交通站。

1940年春，某期版面批判汪伪卖国，被军统列为重点关照对象。唐纳迅速隐身香港，创办《文汇报》，并与时任中共港工委领导潘汉年结为异姓兄弟。这个身份日后救了他不止一次。报社冷静的社论与尖锐的副刊夹杂，连港英情报机关都琢磨不透他的真正立场。正因这层迷雾，唐纳在1948年得以顺利赴美，与恋人、联合国秘书处职员陈润琼团聚，随后两人转往法国。

陈润琼出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世家，唐纳开饭店，她则出入法外交圈，夫妻俩交流面之广，别说普通侨胞，连法国内政部都暗暗留意。客人酒酣耳热时的一句闲谈，常被唐纳随手记在账本空白处。“多国军将在地中海联合演习”，类似只言片语，几年后会通过几道手递到香港，再由海运渠道进入新中国相关部门案卷。有意思的是，餐馆账本里夹着的“菜单”，经常只有纪委管高级餐厅的人能看懂——那是他自创的暗码本。

1978年初，中调部一份报告由罗青长直接送到叶剑英案头：“唐纳请求回国探亲兼复诊。”叶帅阅后批示：火速安排专机，入境级别参照副部以上，保密。紧接着一纸电文飞往巴黎。唐纳抵沪后并未走动旧友，而是先见罗青长。两人在闸北一处招待所密谈三小时。坊间只流出一句罗青长的玩笑：“老马，这回可别写影评了，写点‘菜单’吧。”

三天后，北京西郊玉泉山。叶帅与中央一位主管外事的副总理共同接待唐纳。没有献花，也没有摄影灯，只有一架海鸥相机定格了四人合影。会面内容外界至今无全貌，只能从只言片语推测：其一，唐纳提供了法国内政部对亚非拉革命组织的监控计划；其二，他透露了部分前国民党情报人员在台北、巴黎两线活动的名单。罗青长当场记下二十余个英文、法文名字，随后交由外事、情报、侨务三部门分流处理。

访京期间，唐纳对外只称“回家看看”，连最熟的影人袁牧之都只收到一句客气的“改天请茶”。他宁可独自待在招待所小放映室，也不踏进长安街影院一步。晚上7点到9点，他往往与几名中调部人员对坐，回忆在法国见过的某些船舶设计师、银行家以及流亡政客。谈话记录摞成半尺厚。

那年夏天，他再度飞回巴黎，表面恢复餐馆生意，实则按嘱托寻找两名潜伏多年的旧日同事。任务完成后，他逐渐淡出圈子。1985年，他被确诊为肺癌，同年秋天又一次回到上海，住进虹桥路的五星级宾馆，医保、旅费全部由国家安全部承担。告别上海前夜，他请几位年轻情报干部吃晚饭，突然停下筷子说：“你们年轻，别学我写那么多字，记在脑子里最安全。”在座的人至今记得这句话。

巴黎病房内，唐纳最终没能等到再一次归国。1988年3月12日清晨，他离世。根据本人遗愿，部分骨灰送回上海龙华寺，剩余安放在巴黎郊外一座华侨陵园。墓碑上刻着三行字——“马季良　唐纳　新闻工作者”。没有间谍、没有将军，更没有任何勋章，却藏不住那段跨越半个世纪的隐秘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