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记忆到国家符号：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的认同建构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摘要：更路簿是海南渔民世代传承的航海手册，其中有大量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文章采用田野调查、文献梳理以及地名学考据等方法，以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从民间记忆到国家符号的认同建构轨迹。研究发现，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以功能性、口述传承与文化隐喻为命名原则，承载着海洋生存智慧与海洋家园认同，是海南渔民集体记忆的活态载体。随着国家边疆治理的不断深化，南海诸岛琼人俗名逐步从民间经验转变为疆域治理的符号工具，其承载的历史性权利通过司法转化与国际传播，成为我国维护南海主权的关键证据。从民间记忆载体到国家主权符号，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的演变，既展现了地方性知识的生命力，也为当代海洋治理提供了“记忆—认同—主权”的实践范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今天，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在南海主权维护、海洋强国建设、边疆治理与文化自信等多个领域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

关键词：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地方性知识；更路簿；民间记忆；国家主权；认同建构

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指海南渔民为南海诸岛起的土地名。陈天锡（1928）在其所著的《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提到：“······又继此三案、而请先行承办吧注吧兴两岛植鱼两业者。复有琼东县李德光其人。”此处的“吧注、吧兴”是琼人俗语，此书也是国内最早记载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的书籍。1983-04-24，“中国地图委员会受权公布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时，采用了当地渔民习用名称，这些渔民习用名称，除月牙岛一名外，都是海南岛渔民给南海诸岛的命名，即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刘南威，1985）。这一命名选择并非偶然，其背后是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地理认知的深厚积淀。“《更路簿》记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土地名总数有120处”（张争胜等，2017）。“从16世纪葡萄牙人音译过去的我国渔民地名‘巴峙’，1868年英国海军部海图局编绘的《中国海指南》记载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秆钩’和‘南乙’，······《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和《调查西沙群岛》所载的琼人俗名，都几乎和近年来收集到的《更路簿》记载的琼人俗名，以及访问调查所得的琼人俗名完全相同，······表明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南海地区以前，给南海诸岛具体岛礁命名的，只有我国渔民。”（刘南威，1985）。这些跨越不同时期、不同主体的记载相互印证，排除了其他势力对南海诸岛早期命名权的可能性。

在更路簿中，海南渔民“根据西沙、南沙群岛具体岛礁的特征命名，如以地貌、以气候、以水文、以生物、以海产、以位置、以数字、以顺序、以大小、以颜色、以传说、以岩性、以吉祥等命名”（刘南威等，2017）。这些名称构成维系环南海社群生计与认同的“民间地理志”。清以降，中央王朝通过《郑和航海图》将“石星石塘”“万生石塘屿”“石塘”等表述纳入官方舆图，此处的“‘石星石塘’即东沙群岛和中沙群岛、‘万生石塘屿’即南沙群岛，‘石塘’即西沙群岛。”（韩振华，1988）。“清末以来，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地名审定共有4次······第3次是1947年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审定公布的《南海诸岛新旧地名对照表》，包括172个地名······仍没有采用一个渔民习用地名。第4次是1980—1982年······这是我国历史上公布地名最多，影响最大的南海诸岛地名审定······采用渔民习用地名作为标准地名及与部分标准地名相对照，使历史悠久、流传民间的渔民地名公诸于世。”（刘南威，2005）。及至当代，先进测绘技术带来的数字化转型，使南海诸岛琼人俗名逐渐陷入记忆载体的重构危机。如卫星坐标将“三峙仔”简化为16°57.0′N、112°19.8′E，遮蔽了其背后的鱼汛规律与口述历史。此外，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西方媒体系统性使用越、菲称谓的策略，实则是通过“去历史化”的命名惯例解构我国的主权叙事。更路簿中的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既承载着我国渔民开发南海的历史记忆，又为反击“去历史化”叙事提供了鲜活的民间证据。

在南海争端依旧凸显的今天，地名早已超越地理标识功能而上升为国家主权的范畴。西方实证主义法理观常将我国主张简化为“历史性权利”，忽视了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对“持续性管辖”的实证价值。当下，我们对其重新审视，不仅关乎历史真相的还原，更关乎如何为我国海洋叙事铸就更深厚的历史基底。这既是本文的问题意识，亦是当代学人的使命所在。基于此，笔者分别赴海南琼海、三亚、陵水开展田野调查，梳理学界现有南海诸岛地名相关研究成果、部分更路簿手抄本以及官方发布的南海诸岛标准化地名等资料，并采用地名学考据法分析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背后承载的多维信息，揭示其从民间记忆载体到国家主权符号的认同建构轨迹，进而探究其在主权维护、海洋强国建设、边疆治理与文化自信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1

记忆载体：作为集体实践的南海诸岛琼人俗名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经历了长达几百年形成、发展和兴盛的过程，其中地名的命名也常常发生变化，有些借用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地名且有确切的地理位置，有些几经演变，至今仍能看出历史上的发展线索。”（阎根齐，2021）。可以说，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的生成与演变，本质上是不同群体通过实践互动构建集体记忆的过程。若要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需回归其最初的生成语境。

1.1

民间生成：渔民口述传统中的集体记忆

“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这一观点为理解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生成与演变提供了理论支撑。海南渔民世代航行于南海。他们以更路簿为载体，将礁盘、水道、风向等信息编入更路簿，使原本陌生的海域转化为可耕作、可停驻、可传承的空间。这套独特的海洋地方性知识，绝非抽象的地理标识，而是海南渔民在世代与南海风浪搏斗中形成的集体记忆。当然，这种基于实践的集体记忆也并非主观建构，而是有着明确历史踪迹的客观存在。小仓卯之助曾在《暴风之岛》中记录了其在北子岛上的见闻，“并附有作者根据海南岛渔民提供的资料所绘的地图。在文字记述和地图中，共载有双峙（双子群礁）、铁峙（中业岛）、红草峙（西月岛）、罗孔（马欢岛）、鸟子峙（南威岛）、同章峙（杨信沙洲）、第三峙（南钥岛）、黄山马峙（太平岛）、南乙峙（鸿庥岛）、第峙（景宏岛）等10个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刘南威，1985）。这一记载佐证了我国渔民在南海的活动不仅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更通过代际传承，形成了南海诸岛稳定的命名体系，即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作为集体记忆，口述是这些地名传承的主要方式，其功能性特征是“记忆不停地再现”的主要原因。

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的功能性特征直接服务于航海生存需求，如铁峙（中业岛）因“与铁链共居同一环礁礁盘上而得名”（刘南威，2005），提醒航行的船只需警惕触礁；秤钩峙（华阳礁）以岛形弯曲似秤钩提示水道转折；船晚岛（赵述岛）则有“船只可转来避风的处所之意”（刘南威，2005）。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年代，更路簿的传承主要依赖师徒、父子口授，将诸如“白豆清南边湾东北风可泊舟”（韩振华，1988）的经验融入地名讲解，使牛轭不再仅是文字符号，而是与潮汐规律、风暴预判等常识紧密绑定的航海记忆。扬·阿斯曼（2015）曾指出：“谁若还在‘今天’时便期望‘明天’，就要保护‘昨天’，让它不致消失，就要借诸回忆来留住它，过去于是在回忆中被重构。”更路簿中代代相传的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正是海南渔民对“昨天”的保护，又在保护过程中不断被重构。海南琼海潭门的苏承芬老船长曾说：“更路簿上的更路我都试过，都很准确，没有错。一般没有错，如有错，要自己修改，一定要经过三五次核对后才修改。······每一条航线都反反复复走过多次，一个个核对，一个个记。”（周伟民等，2019）此外，他还指出：“南沙的美济礁，潭门渔民取名 ‘双门’，因为去那里看到有两个航道，像两个门一样，······又如仁爱礁，潭门人叫‘断节’，因这里的礁盘一节一节的，断断续续，都没有连在一起。那些岛峙形状怎么样，我们往往都是根据形状来取名。”（周伟民等，2019）。这种融合实用智慧、身体记忆与文化隐喻的命名实践，使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成为海南渔民建构“海洋家园”认同的重要基础。当然，这种以“海洋家园”为核心的地方性认同，并非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其中还有国家权力的逐渐介入。

1.2

国家重构：权力介入下的地名制度化

随着国家边疆治理的不断深化，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逐渐被纳入国家权力视野，开启了从民间记忆到官方符号的制度化重构。通过梳理中央王朝对南海的经略历程，可以看到，南海诸岛琼人俗名逐渐从海南渔民口耳相传的生存经验蜕变为国家疆域治理的符号工具。

“政治行为体一般会将历史记忆作为当下政治目的的工具加以控制。”（王飞，2024）更路簿中的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作为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政治行为体既可通过它在政治层面将抽象的主权主张转化为可界定、可传承的领土符号，又能在文化层面承载海南渔民的生产实践与集体记忆，让海南渔民通过地名感知自身与这片土地的深层联结。清末以来，我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正式命名共有6次（表1）。第1次发生于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提督李准率领海军官兵170多人，到西沙群岛勘探，查明岛屿15座，逐一命名勒石，悬旗鸣炮，公告中外。”（刘南威，2005）；第2次发生于1935年，由中国政府设立的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公布；第3次发生于1947年，由中国内政部方域司审定公布；第4次发生于1983年，“为了实现全国地名标准化，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航海事业的发展，······并按照《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精神，进行了标准化的处理。中国地名委员会授权公布南海诸岛部分（287个）标 准地名。”（韩振华，1988）14第5次发生于2020年，公布“岛礁地名25个和海底地理实体地名55个。”（王涛等，2023）；第6次发生于2024年，公布了 64个我国南海岛礁标准名称（民政部，2024）。

从表1可知，从第四次开始，我国政府在对南海诸岛命名时才明确采用更路簿中的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总体上，“1935年公布的地名以音译英文地名为主，1947年更名以去外国化、美化、纪念地名为主，1983年对1947年所公布的标准地名更改很少，在这118个地名中，增加了前几次未公布地名39个，这些地名几乎都沿用渔民命名的土地名。”（赵静等，2016）。1983-04-25公布的《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中国地名委员会，1983）中，通过选择性吸纳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以增强历史合法性，如将“铁峙”“黄山马峙”表述为 “铁峙（中业岛）”“黄山马峙（太平岛）”；通过对“八辛郎”等琼人俗名的语言改造来深化这种整合，如在海南话中，“郎”与“拦”同音，之所以叫“拦”，刘南威曾指出：“对低潮也不出露、淹没海面下较深的暗滩，海南岛渔民称之为‘郎’。因暗滩虽较深，但从事渔业生产围网时，围网仍受阻拦。”（刘南威，2005）由此可看出，国家将方言发音包裹于现代汉语的审美外壳下，完成对地方性知识的再造。这本质上正是国家权力对民间记忆的制度化重构，使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既是历史连续性的证明，又是现代主权话语的容器。在国际舞台上，这些地名也成为我国主权声索的有力证据。

注：1）该表数据主要来自来源为参考文献（刘南威，1985；韩振华，1988；刘南威，2005；王涛等，2023）以及2024—11—10发布的《自然资源部民政部关于公布我国南海部分岛礁标准名称的公告》（民政部，2024）；2）琼人俗名数量源自本文参考文献（刘南威，2005）（赵静等，2016）以及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授权《人民日报》公布的《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中国地名委员会，1983）。

1.3

国际博弈：国家符号的地名政治化

“南海作为典型的地缘战略交汇区，国家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在大国博弈中充当地缘战略的支轴，其战略资源成为周边或域外地缘行为体争相抢夺的原始动力。”（王涛等，2022）。而当南海的地缘价值转化为显性的国际博弈场域，那些承载着国家主权记忆与历史叙事的文化符号，便自然成为博弈各方争夺话语主动权的关键载体。其中，地名是最持久的文化符号之一。它们是海南渔民通过符号化思维对南海地理特征的精准映射，并在日常实践中不断强化我国对南海诸岛的实际管辖与主权主张。如，他们以“峙”指代露出水面的岛屿（如“铁峙”），以“郎”指代水下暗滩（如“八辛郎”），以“线”形容细长礁体（如“铁线礁”）。诸如此类，每类命名都对应特定的航海风险、渔业资源分布。这也让南海从未知的自然海域变成可认知、可利用、有归属的文化空间。因为“人类不仅生活在自然世界中，而且生活在文化空间中。这个空间是人类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行为对自然世界重塑的结果，是人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有组织的多层次空间。”（康澄，2006）截至目前，我国对南海诸岛的6次命名中，涉及到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128个（刘南威，2005），使其既承载海南渔民世代活动的历史叙事，又传递国家主权管辖的政治叙事。在全球化语境下，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已从文化符号演变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武器，其命名实践成为争夺历史解释权与空间归属感的核心战场。这种围绕“空间”的博弈，本质上与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深度绑定。正如地理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943）所说：“地理位置限定并影响了所有其他因素，因为一国的世界性位置决定了该国所处的气候带，从而决定其经济结构；而一国的区域性位置确定了潜在的敌人和盟国，甚至对集体安全体系参与国的参与角色做出限定。”南海属于地缘战略要地，这也使其成为了一些国家博弈的焦点。地名作为彰显主权的核心符号，自然成为地缘博弈中争夺“空间话语权”的重要工具。毕竟“地名是领土主权的象征。国家对某一地域的管辖首先体现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命名并推广使用。”（刘连安，2022）。也正因如此，部分国家试图通过篡改地名来歪曲历史事实。如，越南通过将西沙群岛标注为“黄沙群岛”，刻意篡改我国清代文献中“黄沙”一词，以此制造“黄沙群岛”为其固有领土的历史延续性假象；菲律宾则单方面将南沙部分岛礁命名为“卡拉延群岛”，以所谓“无主地发现论”为借口，试图切断这些岛礁与我国的历史关联。越南和菲律宾此举，本质上都是通过“篡改地名”的“符号生产”手段，企图非法重构对南海相关岛礁的主权合法性，其行为既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关于领土主权的基本准则。

通过梳理历史资料发现，1950—1982年，我国政府发表了有关南海诸岛主权的严正声明、严重警告和《人民日报》评论24次（韩振华， 1988）；1958—1971年，我国政府对美国侵犯我国西沙群岛领空、领海主权提出的严重警告多达200多次（韩振华，1988）。通过官方声明强化主权主张的同时，我国也注重以地名标准化构建持续的主权叙事。1983年4月公布的《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中国地名委员会，1983），系统确立了该区域的标准地名框架；2020年4月发布的《自然资源部民政部关于公布我国南海部分岛礁和海底地理实体标准名称的公告》（民政部，2020），进一步补充了南海部分岛礁及海底地理实体名称；2024年11月发布的《自然资源部民政部关于公布我国南海部分岛礁标准名称的公告》（民政部，2024），有力地推进了南海诸岛地名的标准化管理。除国家层面的主权维护行动外，学术界也为南海主权的历史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支撑。近年来，海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充分发挥学术优势，对更路簿展开全面深入的整理研究，从历史文献与民间记忆等维度，为我国对南海诸岛的长期管辖与主权归属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支撑。

2008年，更路簿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这份源于海南渔民的民间航海手册从地方性知识载体正式升级为国家层面的文化遗产，为后续记忆传承与符号转化奠定了制度基础。这种国家层面的文化赋能，反向激发了民间社会对地名记忆的自觉传承与活化实践。如海南琼海潭门渔民自发筹建更路簿博物馆，馆内不仅收藏着更路簿手抄本、罗盘、老地图、海捞瓷等老物件，还与地方高校联合开设“思政+专业”教育的“活课堂”，将包含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在内的各类传统航海知识与南海主权教育深度融合，从而形成国家符号赋能民间记忆、民间记忆反哺主权认同的完整闭环。

由此可见，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在国际场域中被政治化，并成为维护我国在南海主权的证据。但其生命力并非仅源于外部博弈，还源于其内部跨越代际的、持续不断的记忆传递与实践传承。也正是这种在民间生生不息的传递，为国家符号的建构与运用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养分。

2

记忆传递：地名承载的海洋实践与代际传承

综上可知，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作为中华民族经略南海的活态记忆载体，其传承机制嵌于海南渔民的劳动实践与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了跨越代际的文化韧性。

2.1

民间记忆实践：渔民口述传统中的海洋知识传承原则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的航海工具，承载着海南渔民与南海互动的经验智慧。海南渔民在依托口述传统传承更路簿的过程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便成为重要载体。这其中蕴含着地名本身所具有的地理文化属性。即，“地名以自然语言描述空间位置信息，不可避免地受地理实体特征和当地语言文化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地域性，从而成为地理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形成、演变和分布反映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李瑞敏等，2025）这一属性在海南渔民的南海实践中表现尤为突出。在现代导航技术尚未出现的年代，海南渔民将复杂的海洋经验浓缩为“五百二（皇路礁）”等琼人俗名，并通过更路簿与口述相结合的方式保存。这些琼人俗名绝非简单的方位标记，而是与航线、渔汛时段、暗礁避险提示等内容紧密绑定，其命名逻辑遵循着服务航海实践的三重原则。

第一，功能性原则。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有的以岛礁形态命名，如银饼（安达礁）是因为“礁盘上有不少圆盘状礁块而露”（刘南威，2005）而得名；有的以岛礁形态命名，如三筐（浪花礁）是海南渔民“把包围着浅水澙湖的礁环，因形如箩筐，而称为‘筐（匡）’”（刘南威， 2005）；有的以地貌特征命名，如三脚峙（深航岛）“因有沙咀发育而呈三角形，故称三角或三脚”（刘南威，1985），诸如此类。值得关注的是，以生态关联性而进行的命名，如“赤瓜线”“墨瓜线”等，直接标注盛产赤瓜参、墨瓜参的礁区，从而形成“地名—资源—航线”三位一体的导航系统。

第二，口述传承原则。在当时印刷术稀缺的海南渔村，老船长通过口头传授经验，将抽象地名转化为潮汐规律、风暴预判的具象指令。例如，苏德柳称“出水不高，有浪拍打，发出呼呼响声”（刘南威，1985）就是鬼喊线（鬼喊礁）。这些经验需要学徒有多年的海上经验，才能在茫茫大海中快速判断礁石的方位、水流情况等。这种口耳相传的传授方法，使地名记忆不再只是静态文本，而是融合肌肉记忆、听觉感知与空间定向的复合认知模式。

第三，文化隐喻原则。晋代裴渊《广州记》写道：“石洲在海中，名为黄山。山北日一潮，山南日再潮。”（裴渊，2007）这里的“黄山”泛指南沙群岛的“黄山”，后来在更路簿中的“黄山马峙”指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马”是海南文昌话中“岭”的意思，“黄山马峙”指沙洲色泽的现实特征，“在酷热的南沙，在金黄色的阳光烤炙下，那块较大的陆地镀着一片金黄色。远远看过去，那山马是黄色的。”（王崇敏，2018）“双帆石”以礁石形似船帆寄托平安祈愿。

2.2

民间传承实践：生产生活场景中的嵌入式传承

南海海域岛礁密布、浪涌多变，海南渔民对每一处险滩暗礁的认知，都通过地名转化为可传递的记忆。“人们赋予地方意义后，就用此意义指导空间实践。”（周尚意，2025）。在南海语境中，海南渔民赋予南海诸岛的“意义”，正是通过南海诸岛琼人俗名这一载体进行传承。它们不仅是南海诸岛的标识，更凝结着海南渔民对海域地理、航行风险的认知。这些琼人俗名的记忆传递也并非刻意的教育行为，而是嵌入海南渔民日常生产与生活的无意识传承。如，“铁峙官方称谓为中业岛。······该峙也是南沙三个站中最大的一个峙。······该峙埋葬遇难的渔民较多。······每当渔民路过该峙，渔民们都会想念埋葬在孤岛上的亲人，不少渔民还会失声痛哭。所以渔民便把该峙叫做‘哭峙’。······因‘哭峙’与‘铁峙’在海南方言潭门口音中谐音。······所以，渔民便把‘哭峙’改叫为‘铁峙’。”（王崇敏，2018）。当渔船接近这片水域，老渔民的口传心授，实则将铁峙（中业岛）的地名与“想念亲人”“航海禁忌”绑定。渔民在捕鱼作业时，类似的传承更为常见：如果到赤瓜线（赤瓜礁）附近下网，这里水流较稳，通常盛产赤色的海参；牛轭 （牛轭礁）“礁盘的走势形状像牛轭一样弯曲”（王崇敏，2018），作业时要注意避开这样的浅滩，以免网被礁石挂住，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在此成为实践暗号。在该过程，老渔民无需刻意讲解，学徒和子孙只需在跟随作业时，通过“地名—行为—结果”的反复对应，就能将抽象名称转化为身体记忆。这种嵌入式传承的核心，在于琼人俗名始终与海南渔民的生存需求、情感寄托等深度链接，这也正是其跨越数代而不褪色的关键。

2.3

代际传承成效：从个体经验到集体认同的记忆沉淀

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代际传承的核心并非仅仅让后代记住地名本身，而是让其承载的海洋实践经验内化为海南渔民的集体认知，最终形成跨越个体生命的文化韧性，并在口耳相传与航海实践中延续对南海空间的实践性认知。这也体现了海南渔民从“个体生存技能”到“群体身份认同”的递进沉淀。

在个体生存技能方面，地名可谓生存智慧的标准化传递工具。对海南渔民而言，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的传承，从来不止于记住某个岛礁的名称，而是年轻渔民在跟随长辈航行时，会通过地名记住某些航海经验，诸如无乜线（无乜礁）“捕捞不到什么海产”（刘南威，1985），巴兴（东岛）“海产丰富，尤其海龟多，到此生产，定能丰收”（刘南威，1985）等。这些看似零散的“地名—行为”对应，实则构成一整套南海生存逻辑。当然，这一生存逻辑的前提，正是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地理环境和岛礁位置的精准把握。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赤岭村梁华欢在一次采访中曾说：“即使闭起眼睛，西沙、中沙等岛屿的位置我也能记得清清楚楚。”（周俊，2023）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委会的渔民许开安也曾提到：“南沙哪里我都去过了，哪个峙上有鸟我都记得。鸟仔峙有很多草，鸟很多，树上有很多麻雀。”（周伟民等，2019）这2位渔民的表述，佐证了他们对南海相关岛礁地理环境的精准把握，也有力地印证了其生存逻辑背后坚实的认知基础。

在群体身份认同方面，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是“海洋家园”认同的“文化基因”。当到南海作业的海南渔民都使用更路簿，并用相同的“地名—行为”逻辑开展生产时，其中的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便成为海南渔民区分“我们”与“他者”的隐性标识，并逐渐与“祖祖辈辈在此生活”的集体记忆深度绑定。这种绑定让海南渔民对南海的情感不仅体现为生产实践中的路径依赖，更演变为维护主权的集体行动。正如海南省三亚市南海新村的老渔民梁清光所说：“自己到西沙、中沙的年代久了，有些事情也记不清了，但是，这些年南海争端的事情我也时常关注，我要把以前的经历记录下来，是为了让人都了解，我们海南渔民世世代代都在南海捕鱼作业，南海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周俊，2023）这种朴素而坚定的表达，正是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所承载的集体记忆与家园认同在个体身上的鲜活呈现。近年来，海南琼海潭门渔民多次自发参与南海维权巡航，以“祖宗海”记忆为精神纽带，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南海主权的民间声援，使地名记忆从文化符号升级为政治参与的动力来源。

经由上述口述、实践与代际沉淀的循环发展，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已逐渐升华为一种稳固且为群体所共享的地方性认同，为其向更高级的国家主权符号转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根基与内生动力。

3

认同建构：从地方性知识到国家主权符号的转化

“过去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是文化建构和再现的结果；过去总是由特定的动机、期待、希望、目标所主导，并且依照当下的相关框架得以建构。”（扬·阿斯曼，2015）。地名作为记录“过去”的重要文化载体，其本身更在持续演变中被不断建构。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正是地名被塑造为主权空间历史叙事的典型案例。它经由国家层面的认知重塑与价值重估，逐渐被纳入现代主权话语体系。

3.1

主权证据链构建：琼人俗名在南海争端中的证明力

“名从主人是地理实体命名的最重要原则。······南海诸岛地名，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是南海诸岛为我国领土主权的有力见证。”（王崇敏，2018）吴士存指出：“进入近代，即使面对外部列强的觊觎、瓜分和蚕食，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以主权者的名义采取了一系列具有近代国际法意义的措施与行动，来维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吴士存，2025）。这些主权维护行动正是建立在对南海诸岛长期认知、开发和管辖的历史之上，而这种历史关联性的重要载体之一，便是海南渔民世代传承的琼人俗名。海南渔民以更路簿为载体构建的这一知识体系，记载着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构成的精密地理坐标网络。如，黄山马峙（今太平岛）的“峙”字精准指代可供船舶停泊的沙洲地貌，暗含对岛礁生态功能的主观认知与客观利用；六门（六门礁）等岛礁群名称，通过空间方位的序列化命名，构建起海南渔民对西沙群岛系统性认知的地理图谱。

近年来，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负面效应仍在不断外溢，国际舆论场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涉南海言必称‘裁决’，且常以‘裁决’作为攻击中国‘不遵守’国际法治的‘反面典型’来歪曲事实。”（吴士存，2025）。面对这些基于虚假事实的舆论攻击，学界及相关部门通过历史考据、证据梳理与传播创新等多重路径，系统性驳斥不实言论，夯实主权论证的法理与事实根基。如，邬志野（2024）通过解构越南《洪德版图》等文献，揭示其“将大量汉喃和英、法文史料中的地名串联成相互关联的网络，使原本繁杂的不同地名看似指代相同地理位置，即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种对史料的恶意篡改，恰恰暴露了他们“本土先占”的话术陷阱。与此同时，更路簿以礁为标、以潮为尺的原始导航智慧，不仅成为了证明我国对南海有效管辖连续性的技术铁证，更直接回应了国际司法对有效管辖的实质性审查标准，从历史实践维度补全了主权论证的证据链。此外，更具创新性的策略在于，2024年CGTN纪录片《这里是中国南海》，老渔民卢家炳讲述了如何用更路簿来导引航线，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国际舆论场的可视化叙事。这既符合国际司法对历史性权利的实质审查标准，又以人类学视角消解了西方语境下主权宣示的对抗性，实现了从“学术论证”到“公众理解”的传播升级。

“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连续不断地行政管辖是国际法关于领土取得认定的四大要素，‘名从主人’成为处理国际领土争端的基本原则之一。”（何沛东，2022）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的生成逻辑，本身就是海南渔民对南海空间的认知建构。这种认知并非孤立的个体记忆，而是通过更路簿的文字记录、“老带新”的航海实践等代际传承方式，逐步沉淀为“这片海域是祖祖辈辈耕耘的家园”的集体认同。当国家将这些琼人俗名纳入主权叙事体系时，这种集体认同便自然转化为兼具历史连续性与实践说服力的法理证据，成为证明我国对南海“四大要素”主张的核心支撑，也让“名从主人”原则在南海主权争议中获得从民间记忆到法理层面的完整落地。

3.2

国家叙事整合：三沙设市对符号系统的再诠释

2012年三沙市设立，标志着我国对南海地名符号系统进行了一场兼具历史记忆与现代主权的具象化融合。将分散的地名记忆整合进国家主权叙事框架，并通过地名标准化与档案公开，强化了历史权利的法理表达。

在国际传播与法理博弈的情境下，三沙市的设立，为激活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的证据价值提供了关键支撑。面对“南海仲裁案”等挑战，我国的应对举措突破了单纯展示现代生活设施的“平民化叙事”局限，将猫注（永兴岛）等琼人俗名，从民间历史记忆与文献档案中挖掘出来，构建起名实互证的完整法理叙事体系。

在历史话语整合方面，三沙市采取行动推动南海符号系统从“碎片化证据”向“系统化知识”转型。三沙市西沙博物馆对海南渔民祖辈留下的传统捕鱼工具等实物进行国家认证，使其从“家族遗产”升格为“主权物证”。这些实物与更路簿中的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相互印证，构建起涵盖时间、空间与行为的完整叙事链。这种由下而上、由私至公的记忆转化机制，不仅增强了历史话语权的说服力，也体现了国家对基层知识体系的尊重与激活，为我国维护南海主权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此外，三沙市还借助专业传播体系，系统阐述永兴岛是立足于海南渔民世代以“猫注”相称、并依托其开展海洋生产活动的家园。这本身就是我国对南海“长期、和平、持续利用”的生动例证。

3.3

文化认同联结：公众认知中的符号化传播

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从海南渔民的生产记忆转化为全民性的主权认同符号，依托的是真实的历史实践，又通过多元载体实现从“小众记忆”到“大众共识”的延伸，成为主权认同建构的情感纽带。提起现代化的航海仪器，海南琼海潭门老船长卢家炳曾说：“虽然船上已经有了导航仪器等先 进的出海工具，更路簿已不再在航海中使用。但是我认为，更路簿都传到我们这一代了，为了不让潭门渔民的航海经验失传，我们这一代要更加爱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应该把我们祖先丰富的经验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不能让它失传。”（周伟民等，2019）。

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广播电视台、三沙卫视制作的记录片《我们的更路簿——三沙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以海南渔民口述史、更路簿手抄本等为核心素材，将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的零散记忆，系统整合为“中国对南海长期管辖”的国家叙事，使其从“民间标识”进一步升华为彰显主权的国家文化符号。记录片实景拍摄猫注（永兴岛）等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对应的岛礁风貌，同时穿插专家学者的相关解读，让观众在影像中直观看到“俗名—岛礁—生产实践”的关联，使抽象的地名成为可追溯的历史印记，使“俗名即主权印记”的认知自然渗透。海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南溟泛舸——南海海洋文明陈列”中，通过展示更路簿复印件、海南渔民曾使用的罗盘等实物，并结合视频介绍其由来，真实呈现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背后的历史实践。海南省琼海市举办的“寻梦更路簿声传薪火志”更路簿文化艺术培训活动，通过宣讲、培训、参观、展示等环节，全方位激发青少年对更路簿的兴趣与热爱。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公共记忆的实践更具代表性。该馆不仅对海南渔民捐赠的更路簿原件进行抢救性修复，还联合高校等科研机构破译猫注（永兴岛）、巴兴（黄岩岛）等琼人俗语，并通过“科技+人文”的方式对其活化传播；《更路谣》将针路口诀化作全息渔歌，“一更出港门，二更望七洲，三更到石塘”的吟唱，让原本抽象的地名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航海历史场景，真正实现了地方性知识从“文献留存”到“大众共享”的落地。

4

结论

“地名的研究既是对地理标识的解读，也是对深植于地域文化基因的解读，是深入理解地方文化、社会结构和历史演变的重要途径。”（范文静等，2025）地名承载着群体的历史记忆与空间经验，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更是如此。这些源于海南渔民口口相传的称谓，不仅是导航定位的实用工具，更是海南渔民对南海海域特征、航行风险以及资源分布的深刻认知。通过对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的梳理，洞察民间知识如何在日常实践中构建起对南海的空间主权认知。这种自下而上的地理命名，既是文化适应的产物，也是国家疆域意识在基层的呈现。它清晰勾勒出“记忆—认同—主权”的互动逻辑，形成了“记忆滋养认同、认同支撑主权、主权保障记忆”的互动关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今天，其所蕴含的当代价值，正以空前的紧迫性和丰富性展现在我们眼前。

首先，从南海主权维护的层面看，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从“历史证据”向“法理叙事核心”的转变，正是“记忆—认同—主权”互动逻辑在国际博弈中的现实落地。尽管“南海仲裁案”等事件凸显了国际地缘政治的激烈冲突，但未来的主权博弈将更深入地围绕“历史性权利”与“海洋法公约”的阐释与互动展开。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证明了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发现、命名、利用和管辖是一个连续、和平且公开的过程。在当前的国际舆论场中，我们不仅要“展示”这些名字，更要“阐释”这些名字，并将这套地方性知识体系通过学术研究、外交陈述等方式，系统地转化为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法理叙事和公共外交成果，从而有效地抵御某些国家基于“地理远近”或“权力政治”的片面主张，为主权声索构建起“文化—法理”的双重屏障。

其次，在海洋强国建设的维度上，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所蕴含的“海洋家园”认同，是“记忆—认同—主权”逻辑在国民海洋意识培育中的核心载体。我国正迈向海洋文明的新征程，而国民海洋意识相对薄弱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以其质朴、生动的形式，将抽象的南海主权，具象化为黄山马峙（太平岛）等可感可知的家园故土。向我们表明，前人不仅在陆地上辛勤劳作，更在大海上奋勇前行。深入挖掘和传播这套知识体系，将其纳入国民教育、文艺创作和媒体宣传，能够极大地激发全体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海洋的亲切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为海洋强国建设提供社会共识和精神动力，使维护海洋权益成为全民自觉的文化认同而非遥远的政治口号。

最后，从边疆治理与文化自信的角度，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的认同建构是“记忆—认同—主权”逻辑在海疆治理中的典型实践。传统的边疆研究多聚焦于陆疆，而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海疆及其治理模式的绝佳范例。它揭示了我国海疆的形成并非单纯依赖军事征服或行政划界，而是始于民间社会的经济开发与文化实践。当下，我们应关注当代渔民的生产生活变迁，将他们的新知识、新经验同样视为国家海疆治理的智慧源泉。同时，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作为中华文明海洋特性的有力证明，彰显了中华文明兼具大陆性与海洋性的多元包容特质，为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海洋故事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原始素材。

作者：朱国芳

来源：《热带地理》

选稿：贺雨婷

编辑：杨 琪

校对：汪鸿琴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