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李慈铭的日记｜被遮蔽的“差评”（八）

清同治四年（1865），李慈铭由京返乡，五月初九日船入浙江界，水流极快，询之土人，则浙东上江诸郡山水暴发，十二日至杭州北关停泊，水涨船高，几乎不能过桥。听到绍兴境内遭大水，他忧虑万分，不知兵乱之后赁居山村的母亲及弟妹是否平安，第一次体味到“近乡心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实感。他在驿站邂逅从广东归来的乡友孙廷璋，一别七载，彼此是惊喜交至，道不尽的乱离奔走之惨与贫悴相思之苦。他见孙氏须发苍然，自家又何尝不是尘满面、鬓如霜？

次日，他得知山阴、会稽、萧山三县海塘被雨冲坏，“水暴长丈余，由西而东，萧山几及女墙，居人无楼者皆露宿屋脊，郡城亦仅不没三版，禾苗尽死，迄今浸淫，较己酉、庚戌间更甚数倍，此诚千古未有之劫矣。越人不吊，兵火甫定，罹此奇殃，自繇绅士佥邪，风俗靡侈，大乱之后，怙而不惩，故洊厄貤凶，贻害种族，匪云天谴，实为人䘲，深堪痛愤者矣。”（《越缦堂日记》）洪杨乱后，浙东西不复昔日繁华，人祸之后复遭天灾，百姓生活雪上加霜。

在杭州驻留的半月间，他展开了密集社交活动，既与孙廷璋、吕耀斗等故交共话离乱，与京师同僚现任绍兴知府高贡龄、京师金兰兄弟前任杭州知府杨叔怿等人叙旧。重点则是拜见政府要员：巡抚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菏泽人；布政使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杭州现任知府薛时雨，字慰农，安徽全椒人。其间，现任山阴令的同乡王锡康来访并馈食馔。李慈铭又主动到海塘捐局，了解重修海塘之事。同治三年十一月，浙省克复，马新贻接任浙江巡抚，时浙西海塘已破败不堪，马新贻到任后次月即于杭州省城设立海塘总局，派员专理收捐筑塘等事，又于同治四年正月带领督办塘工之宁绍台道段光清、杭嘉湖道苏式敬等沿塘履勘。由于经费有限，缺乏石料，且官办民办如何协调，未有定计。李慈铭不意故乡遭遇大水，海塘溃败，他不能不留心此事。

他在杭州住了十天，归乡途中的见闻宛如末世图景：盗匪横行，迫使他在咫尺家乡时，为安全计不得不投宿旅店，萧山西陵驿站随处可见浮棺枯禾，桂菊桃李反季节盛开，也俨然天象示警、灾异频现的隐喻。而食人怪兽传言与哥老会案件更搅得人心惶惶，官府捕得匪目，并诛杀多名楚军弁丁，民心才得以稍安。

回到会稽以后，他又积极拜见绍兴府、会稽县、山阴县诸上官：会稽令詹仪桂、绍兴盐茶抽厘局务王庆勋、郡丞徐介亭、山阴令张廷璜。参加王庆勋与萧山林式恭、蒋洽金、新守高贡龄的饭局。这套拜谒、宴饮、受聘的流程，正是归乡官吏参与地方事务的标准模板。果然，六月十四日，会稽当局正式邀请他参与修塘工程。“王子蕃来，以山、会绅士公拟修塘派亩条款属予审定，莲士所属稿也。……予在杭州，曾于中丞坐上请亟拨款修海塘，又请振、请平粜，中丞皆许之，而越人无继言者，地方官又颇梗其议。比返越，遇故福建兴泉永道秦君金鉴，为予言宜请免粮、派亩捐以修塘。予曰：中丞许振、许平粜，则免赋无待言。田既无获，何能行亩捐？秦君曰邑士大夫皆曰可。予叩其言所出，则发于故湖南辰州知府沈元泰、故御史章嗣衡、举人周以均（据陈乃乾《<越缦堂日记>之□》补），三人者固助官虐民，稔恶于乡，乡人所不齿者也。然秦君意在先蠲赋，则事犹未悖，而予数日前先致书中丞及吕庭芷，复申前意，庭芷复书，云中丞意以塘工代振，又檄故按察使段君光清视海塘矣。未几，秦君与沈元泰等议免粮不合，但议亩捐钱二百以修塘，众大哗。”秦金鉴，会稽人，道光二十年进士，此时官江苏候补道台。他坚持上报灾情，蠲免税赋，然后官民合修，与李慈铭不谋而合，但他听从乡绅之计派亩捐，李慈铭不能苟同，因为秋收未必有成，若失收仍派捐，于小民无疑是雪上加霜。

石印本中遮蔽沈、章、周之名

这段文字中被遮蔽三人正是“邑士大夫”，“沈”即沈元泰，会稽人，道光二十年进士，官辰州府知府、江西候补道，此时家居。“章”即章嗣衡，字梓梁，上虞人，道光二十四年进士，官至河南道御史，时家居。“周”是周以均，字一斋，会稽人。周以举人居乡，主讲稽山书院。同治二年（1863）正月二十六日，太平军撤出绍兴后，周以均主持善后局、米捐局等，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周以均与章嗣衡友善，家刻《越城周氏支谱》即请章氏序。同治四年（1865年），山、会、萧海塘冲决，乡绅遂举周、沈、章合力主持山阴、会稽段塘工。他们主张隐瞒灾情、积极补种秋粮，从官府暂借修塘款项，后再按亩摊还，但这个看似周全的计划实则危机四伏：刚经战乱，官府库银空虚，补种的庄稼能否有收成还是未知，而乱后遍地荒田、民生凋敝，强征亩捐则无异于夺民口粮。因此稍具公心者皆认为要上报灾情，免征粮税。刚刚归乡的李慈铭脚跟不稳，虽然官府及二三友人合力推举他与秦金鉴主持塘工，但他知越中局事向有把持之人，此事棘手，自己万不能胜任，便以病辞，仅把计划书上报给马新贻。

他六月下旬再次赴杭，就工程一事献策，访布政蒋益澧、巡抚马新贻、按察使杨昌濬、前任绍兴知府杨叔怿、杭州府知府薛时雨、盐运使高卿培，言谈间，诸官不免推举李慈铭主持萧绍段塘工，而李慈铭则不免一番欲迎还拒的做派，当面向巡抚马新贻辞任塘捐局主持。回绍兴后，高知府又鼓动他，李慈铭的四弟惠铭颇有才干，其友萧山人施友山居近海塘，行事干练，因此，李慈铭推荐二人往江塘量才差委。他又频繁拜会署绍兴知府李寿榛、会稽令詹仪桂、前山阴令臧可园、郡丞徐介亭、榷盐茶使王庆勋等人，其不甘寂寞之心已昭然若揭。通过他的日记，我们知道在七月十五日这天，李惠铭前去拜谒高知府及段光清按察使，看来承包修西塘一事已略成眉目。二十五日，李慈铭又亲自到塘工局访章嗣衡，二十九日晤段光清，终于为惠铭谋得一段工程，即麻溪坝瑞字号土塘，十七丈有奇，深三丈有奇，广二丈；又一段外塘，即外字号土塘，十七丈有奇，深二丈八尺，广二丈四尺，当场具状支钱二千串。据绍兴方志所载，萧山至绍兴段的海塘（含内河堤防），西起萧山临浦麻溪桥，东至上虞蒿坝清水闸，由西江塘、北海塘、后海塘、防海塘和蒿坝塘五段构成。李慈铭及其弟惠铭负责的正是西江塘起始段之临浦麻溪坝。

八月十九日，李慈铭得到巡抚马新贻正式照会，令他督修西江塘。二十五日，他从县令处取工程款一百五十两，李惠铭从临浦送来塘工账目，他立即将钱划寄过去。他既然不能置身事外，又不愿与俗吏为伍，便身居幕后，由惠铭弟及乡人施友山现场代办一切。他主要监督，写信向上司汇报工程进展、督促工匠谨慎办事。

九月初四日，李慈铭亲临塘工勘查，在临浦上岸，先至山阴街塘工局，又到寺山亲自测量塘工。次日晤段光清。早年段氏因杭城失陷而名挂弹章，李慈铭记于日记中屡次抨击，“段公即段光清，时任宁绍台道，臬使段光清稍知兵，闻驻湖之四安，竟不能分兵以救杭，浙人不吊，遭此屠酷，哀哉！臬司段光清现赴余杭防堵，请以杭州府知府江士松赴严防剿，云云。据此则段君驻余杭，何以令贼得过？岂湖事亟后移驻四安耶？否则贼众不过数千，而间道入险，如履平地，段虽以余杭死，亦不足重也。”（《越缦堂日记庚集》）杭城陷没前，段光清官浙江按察，接仗失利后潜逃至嘉兴，奉命革职拏问，后命以筹饷戴罪立功，浙省光复后官杭嘉湖兵备道。有此前因，会面中李慈铭便不愿仰其鼻息，段氏也颇冷淡，李慈铭大怒，与之争吵，“因光清入施某言，谓予以气凌之也，甚不平，于予酬应之间颇形简寞，予诘之，光清遂肆忿词，予始亦怒，继与从容辨析，光清亦夺于理，不复能言，乃曰：我过矣。”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也记载亲赴绍兴见闻，“五月大水，绍兴、山阴地界塘多决口。自起议修筑柴塘，沿塘设局共五处，各局皆分设委员弹压。凡有大决口处，余乃居近以督其工。”他赴绍兴勘查，目睹水灾惨状，如“山阴、会稽、萧山在塘中，……自塘决口，三县之民皆在水中央矣。余尝过其地，幸民居多有楼屋，人家皆居楼；其无楼者，或用小船，或用木盆，聚居野外坟地，以坟大抵略高也。雨止，日出，则皆晒湿物于坟头。呱呱之童，白发之叟，皆缩居于小船小盆之中，其苦万状，不可悉数。”颇能体恤水灾对小民造成的悲惨，但他接见地方乡绅、商议塘费之时，又别有一种不关己事、置之身外的冷淡，自称：“我今乃闲散人也，无官守，无言责，不过目击时艰，好管闲事，喜出主意，故同诸君子特来相劝耳；事若不成，正好敛手以退。”（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97年）

据李慈铭日记，先是代理绍兴知府李寿榛县令已经请萧山人林式恭，字，咸丰三年进士，时以陕西道监察御史居家，户部主事蒋洽金字湘舟，举人，官户部主事，与山阴、会稽绅士沈元泰、周以均等会议，林、蒋建议萧山亩捐钱四百，山阴、会稽亩捐二百，共修海塘西段。但沈元泰等人欲于二百中再取三分修东塘，议遂不成。孙廷璋与李慈铭商量，上书马新贻巡抚，请停止征赋、劝亩捐的策略，先借贷盐茶厘金四万钱，赶紧召工兴筑，随后，段光清奉巡抚之命赴绍。段光清到绍兴府，前三日，山阴、会稽士绅无人去拜见，萧山林式恭、蒋洽金与段氏谈而无果，段大怒。知府高贡龄及王子蕃、孙廷璋等因李慈铭与林、蒋旧相识，属其调停。李慈铭劝林、蒋以乡里为念，修塘刻不容缓，毋以意气败事。秦金鉴请上奏报灾、免粮，林式恭、蒋洽金、李寿榛以为已经补种秋粮，若上报免粮则有欺君之罪，议又不成。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同治四年五月

段氏说：“马中丞果允借银，即请余往绍兴督办其事。时署绍兴府乃李树棠，余至其署，邀集府城绅士共商，……时有萧山新放御史回家扫墓，即欲赴京，余留之，……御史笑曰：大公祖在此，已救之有人矣。余曰：山阴、会稽、萧山三县皆有塘，塘有长短，决口有多寡，亦须君等大家酌定，某县借钱多少，某某督工方有责成，事定之后，亦不敢再留君也。又有萧山乡间一主事，其子已得拔贡，余与李树棠及各绅士同至其家，商议塘事，主事悻悻问李树棠曰：请问我浙江抚台如何办法？现在我绍兴百姓苦至如斯，如何安顿？长发扰乱后，皇上既放地方官，莫有作地方官不顾地方百姓也？李树棠平日谨言，又因余在坐，故不对。余不耐烦，谓主事曰：此言若出自百姓，我固无辞以对，以百姓本无知也；好在君固然朝廷一官，岂尚不知朝廷之事？”（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

段光清所称“萧山新放御史”，即林式恭，“萧山乡间一主事”，即蒋洽金，如此称谓略显率意，而山阴与会稽主事之章嗣衡、沈元泰、周以均、李慈铭四人之名姓一字不及。杭州克复前后，段光清在宁波府、台州府商户中劝捐以助饷，有才干，向称能吏，但从他自记接管修复萧绍海塘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绍郡文士朝官的傲慢，而这种傲慢，大概缘于他于太平军陷浙时弃杭城而逃，遭浙籍京官多次弹劾之故，李慈铭时虽无言责，也于日记中多次嘲讽。

莅绍后，段光清定议官民合修海塘，最终达成上报灾情、停税赋、官助盐茶厘金十万金、按亩捐收款依次施行的共识。同治五年正月二十日，恩旨减免山、会、萧等县钱粮，大得民心，工程也得以顺利开展。

李惠铭负责寺山段有缺口一处，水深五丈，由施友山承修，段氏主张向外改道，但改道则侵占寺山村孔氏祖坟与寺基，孔氏族人坚决反对。李慈铭亲自到寺山查勘，决定为节省开支向内改道，但村民又说有损地利。《大清律例》明令禁止工程侵占民田，既然改道引发民怨，李慈铭只能妥协，在原漫口地段施工，但需要填埋大量砂石、木料，造价提高，他也只好以完善管理章程来应对超支困境。他叮嘱惠铭弟慎重行事，“宁得罪于朋友，无冓怨于官司”。

《越缦堂丛稿弃余》致马新贻，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李慈铭不敢草率，坚持用料坚实，麻溪缺口因钉桩太多而超支，被段光清责备。此次寺山段修复，李慈铭于十一月十三日向盐茶局再支一千，段光清再次斥责李氏超支，马新贻也怀疑工程是否足够坚固，令其明白上陈，李慈铭遂作《再与马中丞笺》，写道：“今日在局，见札饬萧山令，督核麻溪、寺山两处塘工，捧读悚惶，莫知所措。立即作书告戒承修诸员，令其夙夜在公，勉思补过。但此事之本末，有不得不为执事一一言者。麻溪缺口两处，段臬使先令领款二千串，后用二千一百余串而蒇功。段公与高太守履勘其地，段公言钉桩太多，过于求好，后与慈言，亦云绅董各顾其私，不筹公帑。是则麻溪之功，未尝有草率之说也。至现修寺山缺口一处，其水深至五丈，颇有怪异。施职员先向段公承修，段公告以向外改道，舍弟遂同具领状，择吉开工。而土人以妨碍坟墓，且占寺基，固拒不肯。施职员赴告郡尊，郡尊属慈再往相度。慈商同蒋湘舟户部，邀集村人，再四开晓，既以外改有妨，复拟向内绕改，而村人又谓有损地利，反覆辨难，终不见从。……而此塘地势之险、工程之大，则以水深且下泄，车决不干。塘底为山根，桩钉不入，又连次雨雪，不能趣功。其竭蹶情形，同事之人亦共知之。今执事深忧不能抵御春涨，仰见荩怀周至，事切民依，敢不承宣德施，益用祗惧。”（《越缦堂丛稿弃余》，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信末，他表明自己受到乡绅藉机排挤，虽不指其名，想必马新贻也了然于胸。工程结束后不久，马新贻聘李慈铭任浙江书局总校勘，总算帮助他体面脱离了地方乡绅的倾轧困局。同治九年八月初五日，李慈铭听闻马新贻被刺，回忆马公知遇之恩，仍借其口抨击章、罗，“乙丑冬，乡人罗嘉福、章嗣衡之与予为难也，时二凶挟蒋布政（蒋益澧）势横甚，公虽不能直而甚愤之，尝公言之越人曰：罗某都中所为，衣冠不齿；若章某，鼠伏乡里中可耳，今皆痛诋李君，则李君为人益可信矣。”（《越缦堂九日》）

石印本遮蔽章嗣衡、罗嘉福之名

同治五年正月初十日，“遣仆请张广川来，与商议寺山塘事，予此举虽为章嗣衡、罗嘉福（据陈乃乾《<越缦堂日记>之□》补）两佥人所中，然去秋受役，实高、李两太守强之，深悔为人所卖，而施某之不肖、舍弟之无能，亦咎有自取也。”恶称“佥人”，“章”即“章嗣衡，“罗”即罗嘉福（1814—1878），原名罗嘉谟，字庭,道光二十五年进士，会稽人，寄籍顺天府大兴县。李慈铭对章嗣衡偶尔也是客气的，如“晚至塘工局访章梓梁御史”。

石印本遮蔽章嗣衡、罗嘉福之名

此处“张广川”名存浩，绍兴富豪，资金短缺之时，李慈铭先垫付四十四千四百三十四文，这笔垫款正是他向富商张存浩所贷。萧绍海塘工程于同治六年基本结束，但李慈铭的垫款却迟迟没有拨还。同治七年六月朔，“作书致莫薏楼，为塘工领钱事，薏楼前有书言已代请之郡，而郡守书言局中以为不必给，互相推诿，不知何物鬼魅，又弄伎俩矣。”（《越缦堂日记》）李慈铭想用这笔塘工款项来抵扣他同治三年、四年子两年及五年的上忙税赋，绰绰有余，已与当局达成协议，但是新任郡丞并不了解这个成议。小吏临门讨债，对李慈铭来说侮辱极大，他认为是沈元泰、章嗣衡侵吞塘款，未能为其抵扣税赋，甚至为此大病一场。

同治七年六月初十日，他致信陈豪，吐槽被沈元泰、章嗣衡合力倾轧，“又值郡县官吏挟嫌寻衅，以弟昔年修西塘时有垫款百四十千，本已与前太守高君及山阴令张君定议，抵偿甲子至丁卯四年粮课。嗣以塘款未能遽领，而库吏再三来言，乃先完甲子、乙丑两年及丙寅上忙，余则留抵，至今年而止，然未及与后之任郡县者言也。前月追呼之吏忽及于门，弟再理此议。而邑之巨蠹如沈元泰、章嗣衡者，本皆切齿于弟，遂结连郡县，并力为难。塘款本已侵吞，遂谓籍已报部，不得再领，而粮课必不能缓，星火催促，日閧于里，几有缧绁之忧，迄今尚计无一所出，正不知如何了局也，以故气愤填膺，终日咄咄。”（《冬暄草堂师友笺存》，民国二十六年石印本）迟至同治九年四月，才由何澂交来这笔工程款。

《冬暄草堂师友笺存》致陈豪，同治七年五月二十日

在这场修塘工程事务中，李慈铭与乡绅的势力角逐中明显处于下位，巡抚马新贻、绍兴知府高贡龄固然能礼贤下士，但这种知遇之恩，在地方利益纷争中并无实际助益。而他书生意气自居清高，显然与地方富绅格格不入。同治四年十月，高贡龄力邀李慈铭主讲蕺山书院，时周以均任书院监院，就课卷、薪酬事有往来，李慈铭称之“周乙斋舍人”“周一斋”，“得周一斋片，送来书院束脩钱一百千”（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六日），有人认为这是李慈铭受贿的工程款项，实乃误解。他认真阅卷、出题，起初很顺利，但几个月后，生童以李慈铭不过一名老秀才而罢课，这实际是乡绅精心策划的排挤手段。搞工程他固然是外行，但讲课授徒是其专长，被乡后辈赶下讲台，令他颜面顿失，也倍感憋屈。

《越缦山房丛稿》致高贡龄，同治四年十月初二

洪扬之乱，李慈铭祖居李氏台门夷为平地，他回乡后居无定所，试图通过参与修塘工程来改变困窘，却遭到地方士绅集团的排挤。或许正是这种孤立促使他在同治九年秋闱中举后，便于次年正月匆匆北上，一别永诀，余生再未踏上故土，而章嗣衡、沈元泰、周以均、罗嘉福等人与李慈铭再无交集，也彻底淡出了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