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钢苑律师张万军教授刑辩团队：集资诈骗案刑事辩护指南（一）

（包头钢苑律师张万军教授刑辩团队关注集资诈骗案刑事辩护）

随着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领域的犯罪形态愈发复杂多元，集资诈骗案件呈现出高发态势，且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如利用元宇宙概念实施诈骗、借助合法私募基金或P2P网络平台外衣掩盖犯罪本质等，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挑战。集资诈骗罪作为金融诈骗罪的重要罪名，不仅关乎当事人的人身自由与财产权益，更与金融管理秩序的稳定密切相关。《刑法》将金融诈骗罪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维护，因此该类案件的审理对证据审查、法律适用的精准度要求极高。

在集资诈骗案件的刑事诉讼过程中，专业刑事辩护律师的介入至关重要。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基于多年深耕刑事辩护领域的实战经验，结合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裁判案例，系统梳理集资诈骗罪的裁判规则，提炼针对性的辩护策略，撰写本辩护指南，以期为集资诈骗案件的辩护工作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参考，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与金融秩序稳定的双重目标。

第一部分 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认定难点与辩护价值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相较于普通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的认定存在诸多难点：其一，“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件，难以直接证明，需通过行为人客观行为推定，而实践中行为人往往以“正常经营”“项目投资”等名义掩盖非法目的，给事实认定带来困难；其二，集资诈骗行为常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罪名交织，罪名界限模糊，容易出现定性偏差；其三，新兴金融业态的出现，如虚拟货币交易、私募基金、跨境电商平台等，使集资诈骗的犯罪手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对法律适用的专业性提出更高要求。

正是由于上述难点，专业律师的介入对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律师能够凭借对金融犯罪法律规范的精准把握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从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多个维度切入，梳理案件核心争议点，提出针对性的辩护意见，有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帮助当事人厘清权利义务、收集有利证据，还是在审查起诉阶段与检察机关沟通协调、争取不起诉或变更罪名，亦或是在审判阶段充分发表辩护意见、影响裁判结果，律师的专业辩护都能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的诉讼结果。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张万军教授刑事辩护团队，是一支专注于刑事辩护尤其是金融犯罪辩护领域的专业团队，团队核心成员由张万军教授领衔，汇聚了一批具有深厚法学理论功底、丰富实战经验的专业律师。张万军教授系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包头市江苏商会会长，包头市政府法律顾问团成员，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包头政法委执法监督专家库成员。张万军教授长期专注于重大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领域刑事辩护，具备重大案件辩护经验。曾承办某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贪污、受贿案，并办理多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及死刑案件，取得检察院不起诉、二审改判死缓等有效辩护效果。在执业中注重将刑事法理运用到刑事辩护过程中，善于运用中华法系中“情理法”衡平的传统法智慧，以学术赋能刑事辩护，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对金融犯罪的法律适用、裁判规则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第二部分 集资诈骗罪的裁判规则梳理

本部分结合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的16个集资诈骗相关典型案例（标明入库编号），从无罪、改变定性、量刑情节三个维度，系统梳理集资诈骗罪的裁判规则，为辩护工作提供精准的裁判依据支撑。

一、无罪裁判规则

无罪裁判规则的核心在于，行为人的行为不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主要体现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未实施“诈骗方法”、未达到“非法集资”的认定标准，或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结合相关案例，无罪裁判规则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集资诈骗罪

非法占有目的是集资诈骗罪的核心主观构成要件，若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使其实施了吸收资金的行为，也不构成集资诈骗罪。

相关案例：翁某源等集资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2-1-134-001，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4刑终101号）

裁判要旨：（1）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在主观方面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键。（2）在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不同行为人，由于所处层级、职责分工、获利方式、对全部犯罪的知情程度等不同，其主观故意可能存在差异。行为人成立的公司自身没有实体产业，而是虚构扩大经营规模、研发新产品等需要大量资金的事实，以高额返现、赠送积分等手段向社会不特定群体非法集资，所非法吸收的公众资金系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并由行为人实际占有、控制，主要用于高额返利、集资平台运转开支，运营模式明显不具有营利性、可持续性，造成巨额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3）行为人受雇负责或参与公司部分业务，获得报酬或提成，对公司运营模式和真实盈利状况缺少整体认识的，可认定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4）在办理非法集资共同犯罪案件时，应依法分类处理涉案人员，做到罚当其罪、罪责刑相适应，以更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规则解读：该案例明确了在共同犯罪中，应区分不同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对于受雇参与部分业务、对公司真实运营状况缺乏整体认识的行为人，因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不构成犯罪。这为律师开展无罪辩护或改变定性辩护提供了重要依据，即通过证明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层级较低、职责有限、对公司非法目的不知情，来否定其非法占有目的。

（法理赋能包头钢苑律师张万军教授刑辩团队）

（二）单位不具有犯罪意志，不构成单位犯罪

集资诈骗罪的单位犯罪认定，需满足“体现单位意志”“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等条件，若不符合上述条件，即使以单位名义实施非法集资行为，也不构成单位犯罪，应按自然人犯罪处理或认定单位不构成犯罪。

相关案例：阿某融资担保公司集资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134-00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鲁刑终360号）

裁判要旨：非法集资案件中，被告人往往通过成立公司，并以公司名义对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此种情形下，是否应认定为单位犯罪，不可一概而论。虽然系以单位名义对外非法吸收存款，但并非系经过单位集体决策，或者违法所得并没有归单位所有，不能认定系单位犯罪，而应该按照自然人犯罪处理。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构成单位犯罪的认定，可以从以下三面着手审查：（1）单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全部或者大部分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要重点审查非法集资活动是否体现单位意志；违法所得是否归单位所有。（2）个人为进行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单位设立后，以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对单位中组织、策划、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人员应当以自然人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判断单位是否以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应当根据单位实施非法集资的次数、频度、持续时间、资金规模、资金流向、投入人力物力情况、单位进行正当经营的状况以及犯罪活动的影响、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认定。

规则解读：该案例明确了单位犯罪的认定标准。若能证明非法集资行为系个人决策、未体现单位意志，或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即可否定单位的犯罪主体资格，为单位的无罪辩护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辩护律师审查案件中单位与个人的责任划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二、改变定性裁判规则

改变定性裁判规则主要涉及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罪名的界限区分。实践中，由于两罪在客观行为上存在相似性，容易出现定性偏差，律师通过精准把握罪名界限，可实现改变定性的辩护效果。

（一）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分

两罪的核心区别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仅需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扰乱金融秩序即可；而集资诈骗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相关案例1：赵某杰集资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134-005，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2刑终281号）

裁判要旨：行为人非法吸收投资款后，未用于经营活动，对投资款肆意处分，偿还个人债务，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归还本息，在明知严重亏损的情况下，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吸收投资款，且在投资款无法兑付后又逃匿的，应当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依法以集资诈骗罪论处。

相关案例2：马某某、余某某集资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134-001，澧县人民法院（2017）湘0723行初157号）

裁判要旨：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在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主观认定，在行为人未予供述的情况下，需要通过行为人的外在客观表现来认定或者推定。

相关案例3：陈某某等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入库编号：2024-04-1-134-002，东阿县人民法院（2020）鲁1524刑初148号）

裁判要旨：集资诈骗罪的认定，除行为人是否使用诈骗手段非法集资外，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利用虚假或夸大宣传的方式欺骗公众，在公司无任何盈利的情况下，用吸收的资金发放高额服务费、趴点费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的情形；被告人在资金链断裂后转移大量资金购买虚拟币且拒不交代虚拟币下落的，符合第五项规定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第七项规定的“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情形。使用欺骗手段非法集资，存在上述情形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应当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

规则解读：上述案例明确了“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标准，即通过行为人对集资款的使用方式（如未用于生产经营、肆意挥霍、借新还旧）、资金链断裂后的行为（如逃匿、转移资金、拒不交代资金去向）等客观事实，综合推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若行为人虽实施了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但能证明其将集资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且不具有上述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则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非集资诈骗罪。这为律师开展改变定性辩护提供了核心思路，即通过审查集资款的流向、用途、行为人在资金链断裂后的表现等，否定“非法占有目的”，实现从集资诈骗罪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性改变。

（二）集资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区分

两罪的区别在于犯罪客体和主观目的不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客体是市场秩序和公民的财产权，主观目的是通过发展人员获取非法利益；集资诈骗罪的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和公民的财产权，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集资款。实践中，若行为人以传销方式实施非法集资，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能构成两罪的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处罚。

相关案例1：陈某某、王某某集资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134-001，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渝刑终29号）

裁判要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并非对立、排斥关系，二者可能发生竞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传销手段和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应当择一重罪按照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相关案例2：李某某集资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3-1-134-001，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12刑终358号）

裁判要旨：（1）区分集资诈骗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诈骗他人财物。行为人使用仿造与国际知名电商平台相似的APP、编造虚假投资项目等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到案后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责任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2）共同犯罪中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但其行为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犯罪构成的，应当认定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规则解读：上述案例明确了两罪竞合的处理原则和区分标准。若能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传销行为仅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则应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非集资诈骗罪。这为律师开展改变定性辩护提供了依据，即通过否定“非法占有目的”，将集资诈骗罪改变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减轻当事人的刑罚。

三、量刑情节裁判规则

量刑情节是影响刑罚轻重的重要因素。结合典型案例，集资诈骗罪的量刑情节裁判规则主要包括从犯认定、自首认定、立功认定、财产性判项履行与减刑的关系等。

（一）从犯的认定与量刑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人，应认定为从犯，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相关案例：张某强等集资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18-1-134-00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苏刑终236号）

裁判要旨：违反私募基金管理有关规定，以发行销售私募基金形式公开宣传，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承诺还本付息的，属于变相非法集资。发行募集私募基金过程中，虚构投资项目经营情况，夸大项目公司的实力，隐瞒项目公司实际亏损的现状，应当认定为使用诈骗方法。控制基金管理人和项目公司，设立“资金池”，未将募集资金用于约定项目，或虽将部分款项投入生产经营活动但投资决策随意，经营状况不具有支付本息的现实可能性，仍然向社会公众大规模吸收资金，兑付本息主要通过募新还旧实现，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依照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鹿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规则解读：该案例明确了集资诈骗共同犯罪中从犯的认定和量刑原则。律师在辩护中，可通过审查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职责、参与程度、获利情况等，证明其起次要或辅助作用，争取认定为从犯，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

（包头钢苑律师张万军教授刑辩团队办公场所附近外景）

（二）自首的认定与量刑

自首是法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认定自首需满足“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核心条件。

相关案例：田某志集资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4-1-134-005，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刑终字第38号）

裁判要旨：（1）对于由犯罪嫌疑人亲属提供线索，由侦查机关实施抓捕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的情况是否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从而构成自首，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即使被告人在被抓获时予以配合，归案后亦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如果其始终没有主动投案的意思表示或行为，既没有体现出对其所犯罪行的悔罪认识，也没有实施主动前往司法机关接受追究的行为，其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并没有发生变化。从侦查机关的角度来看，从接到线索，到核实线索，确定侦查方向，最终抓获犯罪嫌疑人，系通过侦查机关自身侦查工作的开展而自然取得的结果，并不属于被告人自动投案，虽然其亲属提供线索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侦破的难度，但并没有达到自动投案所实现的大幅节约司法资源的程度。因此，对被告人亲属提供线索，由侦查机关将被告人抓获的情况，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从而成立自首。（2）犯罪嫌疑人亲属提供线索，由侦查机关实施抓捕将被告人抓获的情况，尽管不宜认定为自首，但是在量刑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酌情从轻处罚。

规则解读：该案例明确了亲属提供线索协助抓捕不构成自首的裁判规则，但同时也指出此种情形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律师在辩护中，应准确把握自首的认定标准，对于不符合自首条件的，可争取酌定从轻处罚；对于符合自首条件的，应积极举证，争取认定自首，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财产性判项履行与减刑的关系

对于金融诈骗类犯罪罪犯，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是认定“确有悔改表现”的重要依据，直接影响减刑。

相关案例：孙某某集资诈骗、抽逃出资案（入库编号：2024-16-1-134-001，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黑刑更201号刑事裁定）

裁判要旨：对于金融诈骗类犯罪罪犯，必须从严把握法律规定的“确有悔改表现”的标准。如果罪犯未履行生效裁判中的财产性判项，未积极退赔，拒不交代赃款去向的，不能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应当认为不符合法定减刑条件，不予减刑。

规则解读：该案例明确了金融诈骗类犯罪罪犯减刑的严格标准。律师在辩护中，尤其是在刑罚执行阶段，应积极引导当事人履行财产性判项、主动退赔、交代赃款去向，以争取认定“确有悔改表现”，获得减刑机会。同时，在审判阶段，积极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也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四）其他酌定量刑情节

除上述法定量刑情节外，实践中还有诸多酌定量刑情节，如犯罪情节、社会危害程度、行为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是否初犯、偶犯等。例如，在刘某波集资诈骗案（入库编号：2024-04-1-134-006，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赣01刑终45号）中，法院认为，行为人系初犯，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虽不构成自首，但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从轻处罚。这一裁判规则提示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应全面挖掘案件中的酌定量刑情节，为当事人争取更有利的量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