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文襄、文成，哪个含金量更高？

谥号在封建时代属于稀缺品种，非一般荣誉所能比。明朝276年获谥大臣仅有1119人，清朝更少只有764人。

古之大臣，生前重爵，死后重谥。即所谓“生有爵，死有谥，爵以殊尊卑，谥以明善恶”。如果死后连个谥号都没混上，那就说明没有得到皇帝和朝廷的认可。

谥法制度源于周朝，历朝历代沿袭不绝，而集谥法之大成者，当属明清两朝，其中又以清代的谥法最为严密。

什么级别的官员能予谥？

赐谥的官方说法为“易名之典”，文武大臣死后，皇帝根据其生平业绩给予一种称号，称为“谥”或“谥号”。一旦有了谥号，那么人们就得以谥号代替死者原名，避免直呼其名。

如曾国藩死后，为表敬重之意，习惯称他为曾文正或文正公；左宗棠死后，称为左文襄或文襄公，等等。

谥号分为三类，一为表彰、赞扬的美谥，二为批评、责备的恶谥，三为哀悯的平谥。比如奸臣秦桧死后，给的就是恶谥谬丑

自明代以后，恶谥被取消，只有予谥和不予谥之别了。

清代对易名之典最为看重，乾隆帝在追谥入祀贤良祠诸臣的上谕中就说：“易名之典古昔所重，我朝赐谥尤为谨严”。

康熙四年（1665），对赐谥文武大臣定下了一个准入门槛：非一品例不赐谥。也就是说在京文官中，只有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才有资格予谥。（康熙朝尚书、左都御史为正二品，但例有宫保衔）

实际上，康熙朝有些达标的大臣仍然没有获得谥号，比如大学士梁清标、成克巩，死后就没有予谥。

同样，没有达到一品门槛的官员也有不少人予谥。如康熙十八年（1679），掌院学士喇沙里以讲筵之劳予谥“文敏”。此后叶方蔼、沈荃、高士奇、蔡世远、徐元梦等，皆以侍郎予谥。

此外对于那些为国尽节的中下级官员，也会破例开恩予谥。

如马玠以知县赠布政使参议，谥“忠勤”；强克捷以知县赠知府，谥“忠愍”；杨廷亮以知县谥“昭节”；方振声以县丞谥“果勇”，等等。

二品以下官员予谥非常态化操作，属于皇帝特谥。有清一代，基本上严格执行非一品不予谥的原则。

事实上，别说大臣予谥难度大，就是宗室王公也不一定都有谥。

乾隆中期出台了新的规定，宗室贝勒至辅国公如果兼任一品官职，才有资格请旨予谥。如果兼任的是二品以下官职，则不予谥。

晚清时期，予谥门槛稍有降低，定文职二品官殉难，视一品官例赐谥。而自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道、府、州、县官殉难者渐多，各省督抚也可以请求朝廷予谥。

咸、同时期，予谥范围过大，导致谥号的含金量下降。因此到了光绪初年，仍按“非一品不予谥”的旧例执行，谥号冒滥的情况才有所遏制。

以“文”为谥有何要求？

清代谥法沿袭明制，《明会典》规定了官员谥号由68个字组合而成，分别是：

文、武、成、康、献、懿、景、宣、昭、正、恭、庄、肃、穆、清、定、简、宪、敏、端、敬、介、裕、通、靖、贞、孝、忠、惠、和、安、质、静、烈、威、勇、义、纲、壮、洁、节、襄、愍、荣、顺、僖、果、修、显、恪、毅、思、怀、隐、悼、直、勤、英、懋、愿、桓、达、信、悫、宁、崇、丑、厉。

其中以“文”为谥者要求最高，明代此类谥号的总数是238人，其中216人都是翰林出身。清代严格贯彻这一执行标准，同样规定不由翰林出身，不得用“文”字。

但是这一规定对满人极不友好，因为他们大多是以世职、军功而跻身高位的，本身并没有取得进士、翰林的功名。

清朝统治者对此也作了调整，在原先的基础上加了一条：官至大学士，则非翰林出身亦得谥“文”。

不是翰林出身就得官至大学士，显然门槛太高，很多满尚书还是够不着。乾隆时期，又稍稍降低标准，定：部院大臣，必历内阁学士，乃得充经筵日讲，可得谥“文”。

只要担任过内阁学士，或是充经筵日讲的要求就不高了，因此不少满尚书得以死后谥文。

当然予谥是皇帝说了算，不符合以上三条标准的满大臣也有特例获得文谥。如康熙朝的辅政大臣索尼谥“文忠”，就属于特谥，故《清史稿》中称其为“异数”。既然索尼都属于异数，那么就证明此类特例极为少见。

大臣予谥，正常的程序是由礼部提出申请，皇帝点头后由内阁拟定具体的谥号。

按照定例，得谥“文”者拟八字，由大学士选四字；非谥“文”者拟十六字，由大学士选八字，最终由皇帝亲自拍板。

唯独文正谥号的拟定权不归礼部和内阁，必须是皇帝钦点。整个清代，获得文正谥号的仅有八人，即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曾国藩、孙家鼐、杜受田、李鸿藻。

文忠、文襄孰高孰低？

唐代的谥法制度中没有文正，当时以文贞为最高，首位获此谥号的是魏征，后来还有陆象先、宋璟、张说等。

宋仁宗名赵祯，为了避其名讳，改“贞”为“正”，文正之谥由此而来。

明及清初重新沿用文贞，地位仅次于文正。康熙时期就有陈廷敬、李光地、张玉书、张锡庚四人获得过“文贞”之谥。

雍正皇帝名胤禛，为避其名，又弃用文贞。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清代谥号排在第二位的还是文贞。

那么文贞之后的排名如何呢？

其实在《明会典》中就有记载，依次序为：成、忠、献、端、定、简、懿、肃、毅、宪、庄、敬、裕、节、义、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洁、敏、达、通、介、安、烈、和、僖、荣、愍、思。

也就是说排在第三、第四的是“文成”、“文忠”。清代“文成”的含金量依然居高不下，获此谥号的只有大学士阿桂一人。

和明代不同的是，清代的“文襄”后来者居上，从原先的第23名，跻身为第5名（不含文贞是第4名）。

清代谥文忠的有11人，即索尼、傅恒、林则徐、文祥、周天爵、骆秉章、胡林翼、李鸿章、沈兆霖、荣禄、梁鼎芬；

获文襄的有14人，即洪承畴、靳辅、李之芳、图海、华显、福康安、兆惠、于敏中、黄廷桂、明亮、勒保、长龄、张之洞、左宗棠。

从官员档次和功绩来看，文忠和文襄相差并不大，大致在同一水准。

所不同的是文忠强调奉公尽责、报效国家；文襄强调文武双全、功勋卓著。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忠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有了忠才能谈功绩。以此而言，文忠略强于文襄。

咸丰以前，获得文襄谥号的不全是文武双全者，像华显、于敏中，甚至是靳辅、张之洞都谈不上。

故而到了咸丰时期，抬高文襄的授予标准，规定“武功未成者，不得拟用‘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