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审判的辩护律师：李庄案，一桩改写刑辩规则的特殊案件

李庄案不仅是一名律师的罪与罚，更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面棱镜。它折射出刑辩律师在权力与权利、职责与风险间的真实处境，也映照出司法实践中那些模糊的边界与无声的较量。从法庭对抗到“藏头诗”风波，从执业风险到行业自觉，此案以最剧烈的方式，向法律人提出了那道终极课题：律师的边界究竟何在？十五年过去，它所叩问的，依然是未竟的课题；它所引发的，依然是未完成的思考。

一

2009年11月下旬的北京，冬意已浓。下午四点半，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庄正在办公室审阅案卷，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

来电显示是重庆的号码。

“李律师，我们是龚刚模的家属。”电话那头的女声急促而焦虑，“我弟弟被打成涉黑了，现在只有您能救他。律师费您说多少就是多少，只要您肯接。”

李庄放下手中的笔，走到窗前。作为从业近二十年、代理过上百起刑事案件的资深律师，他深知重庆“打黑”案件的特殊性和敏感性。自2009年6月重庆掀起“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已有一系列涉黑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这些案件通常审理速度快，辩护空间有限。

“你把基本案情和材料发我看看。”李庄最终说道。

三天后，一份厚厚的特快专递摆在了李庄的办公桌上。龚刚模，重庆万贯财务公司实际控制人，被控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非法经营罪等七项罪名，可能面临极刑。案卷材料显示，龚刚模被指控是2009年6月3日重庆爱丁堡小区杀人案的幕后主使。

李庄仔细研究了三天。他发现，指控龚刚模故意杀人的直接证据薄弱，主要依靠同案犯供述。更让他注意的是，龚刚模在侦查阶段的前后供述存在明显矛盾。

“这个案子有辩点。”李庄对助理说，“关键是被刑讯逼供的问题。”

11月22日，李庄与助理马晓军飞赴重庆。临行前，他将自己的行程告知了律师事务所主任，并半开玩笑地说：“去重庆打黑案，得留个痕迹。”

二

重庆市看守所第三会见室，2009年11月24日上午9点。

当龚刚模被两名民警带进会见室时，李庄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很紧张。龚刚模身材微胖，穿着看守所的统一马甲，眼神游移，不敢与律师对视。

“我是李庄，你家人委托的辩护律师。”李庄出示了律师证和委托手续，“现在我要依法会见你，了解案情。我们的谈话受法律保护，你要如实陈述。”

按照程序告知权利后，李庄开始询问案情。三小时的会见中，有几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

龚刚模多次提到“他们打我”、“不让睡觉”、“吊起来”，但说到具体细节时又语焉不详；当李庄问及关键情节时，龚刚模会不自觉地看向一旁的看守民警；在李庄的再三追问下，龚刚模卷起衣袖，露出手腕上明显的环状淤痕。

“这伤痕怎么回事？”

“他们铐我时弄的。”

“在什么情况下？”

“审讯的时候，铐在椅子上很久。”

李庄让助理用相机拍下了伤痕照片，尽管他知道这种证据在法庭上很难被采纳。会见结束时，龚刚模突然压低声音说：“李律师，我有些话不敢在这里说。”

“下次会见，我申请单独会见。”李庄承诺。

三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并开始外围调查。他走访了龚刚模的公司，与部分员工交谈；他调取了相关书证，发现一些财务记录与指控存在矛盾；他还试图接触其他同案犯的律师，但多数律师态度谨慎。

12月3日，在第二次会见时，龚刚模的陈述更加具体：“他们用脚镣把我铐在铁椅子上，三天三夜不让睡觉，用书垫在胸口用锤子敲……”李庄详细记录了这些细节，并再次拍摄了龚刚模身上新的伤痕。

与此同时，重庆打黑案件正以惊人的速度推进。12月4日，龚刚模案的同案犯樊奇杭一审被判处死刑；12月8日，另一个涉黑案件开庭，当天庭审持续到深夜，次日即宣判。

“这些案件的节奏不正常。”李庄在重庆一家茶馆里对助理说，“程序被压缩得太厉害了。”

助理马晓军有些担忧：“李老师，我们是不是太深入了？听说有些律师已经退出了。”

“我们是律师，依法辩护是我们的职责。”李庄喝了口茶，“如果连律师都不敢较真，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12月9日，李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龚刚模。这次，看守所安排了“特别会见室”，房间内有实时监控设备。李庄注意到，龚刚模的情绪更加紧张，回答问题时常有长时间的停顿。

“你之前说的被刑讯的情况，能在法庭上说吗？”

龚刚模低头沉默，良久才说：“我……我不敢。”

“为什么？”

“他们说了，如果我翻供，就罪加一等。”

会见结束后，李庄对助理说：“准备申请非法证据排除，这个案子必须从刑讯逼供入手。”当天晚上，他飞回北京，准备次日的案件讨论会。

四

12月10日上午，重庆市第一看守所。

龚刚模被提审。面对办案人员，他突然说：“我要举报我的律师李庄。”

“举报什么？”

“他教我翻供，让我说被刑讯逼供，还通过眨眼暗示我。”

“有证据吗？”

“有，他每次见我都有暗示，还让我背熟他教的说法。”

当天下午，重庆警方启动对李庄涉嫌犯罪的调查。12月12日下午，李庄在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被重庆警方带走。警方出示的《拘留通知书》显示，李庄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消息如惊雷般在法律界炸响。

五

2010年1月5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李庄案。清晨七点，法院外已聚集了上百人，除了媒体记者，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他们中许多人自发前来，想亲眼看看这场可能影响中国律师执业环境的审判。

法庭内，旁听席座无虚席。李庄被法警带入时，表情平静。他穿着看守所的橙色马甲，但步伐沉稳。看到旁听席上许多熟悉的面孔，他微微点了点头。

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指控李庄“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引诱、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并指使他人作伪证。

举证阶段，公诉人出示了四类证据：

1.龚刚模的证言，详细描述李庄如何教他编造刑讯逼供细节；

2.看守所监控录像，显示李庄在会见时有“异常表情和动作”；

3.李庄与助理马晓军、龚刚模家属的通讯记录；

4.其他证人证言，包括龚刚模的亲属和同监舍人员。

李庄的辩护人、著名刑辩律师高子程和陈有西采取了激烈的抗辩策略：

“审判长，我们申请龚刚模出庭作证！”

“申请被驳回，公诉人已宣读其证言。”

“那我们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龚刚模的证言可能是在刑讯逼供下取得！”

“与本案无关。”

“我们申请调取龚刚模入所体检记录，以核实其伤情！”

“不予准许。”

每一次申请被驳回，辩护律师都详细记录在案。高子程在法庭上说：“如果连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都要被追究，那刑事诉讼法赋予律师的权利将成一纸空文！”

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质证阶段。当公诉人出示一份关键证人证言时，李庄突然从被告席上站起来：

“我要求与证人对质！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审判长敲击法槌：“被告人请保持冷静！”

“我无法冷静！这关乎我的清白，也关乎所有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安全！”

李庄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旁听席上，有律师轻轻点头，有律师低头记录，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法警上前准备制止，李庄被短暂带离法庭。五分钟后，他重新回到被告席，面色苍白但眼神坚定。

在最后陈述中，李庄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站在这里，我不仅是为自己辩护，更是为中国几十万律师的执业权利辩护。如果律师在会见当事人时，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可能被解读为‘暗示’，如果律师调查取证如履薄冰，那么刑事辩护制度将名存实亡。我可能因此获罪，但我相信，中国法治的进步，需要有人去触碰那些模糊的边界。”

2010年1月8日，法庭作出一审判决：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六

李庄不服，提起上诉。就在二审开庭前夕，一份奇特的“悔罪书”在法律界流传开来。

这份署名为李庄、落款日期为2010年1月24日的信中写道：

“被法律人蒙蔽眼睛

逼我承认所谓事实

认识错误我深表忏悔

罪行虽然不大但影响极坏

缓刑是我唯一请求

刑满之后定当悔过

出去之后重新做人

来日方长定当回报

坚决拥护党的领导

申诉之事不再提起”

有细心律师发现，将每行第一个字连起来，竟是“被逼认罪缓刑，出来坚决申诉”。这封“藏头诗悔罪书”的真实性引发广泛猜测，但重庆官方未作回应。

2010年2月2日，二审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这一次，庭审氛围更加凝重，旁听证发放严格控制，多数律师和记者被挡在法院外。

法庭上出现了让所有人意外的场景。在最后陈述阶段，李庄突然表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撤回上诉理由，我先前的上诉理由作废。”

旁听席一片哗然。但紧接着，李庄补充道：“但我是在一种特殊环境下作出的有罪辩护。这种环境就是中国的法治环境还很不完善，刑辩律师的执业环境还很艰难。我认罪，但我认的是中国法治不完善的罪。”

辩护律师高子程立即起身：“审判长，被告人刚才的陈述表明，他的认罪并非自愿，而是在压力下作出的。我们坚持无罪辩护！”

审判长没有回应。休庭半小时后，法庭继续开庭。

二审判决比一审来得更快：维持一审定罪，但鉴于李庄“认罪态度较好”，刑期减为一年六个月。

七

就在李庄即将刑满释放的2011年3月，重庆检方突然启动了对李庄的第二次追诉。

这次指控的是李庄在2008年代理重庆一起涉黑案件时的行为，涉嫌“妨害作证”。检方称，李庄在该案中引诱、教唆多名证人作伪证。

“李庄案第二季”的消息传出，全国律师界震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公开表示：“这明显是对律师的职业报复，将严重损害律师执业环境。”

2011年4月，就在法院即将开庭审理前，重庆检方突然以“证据存在疑点”为由撤回起诉。6月11日，李庄服刑期满，走出监狱。

面对围堵的记者，面容憔悴的李庄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回家。”

八

李庄出狱后，中国刑事辩护领域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培训会上，一位资深律师对新入职的律师说：“会见敏感案件当事人，必须两人同行，必须详细制作会见笔录，必须让当事人在关键陈述后签字确认。这不是不信任当事人，这是保护你们自己。”

在上海，一位刑辩律师在会见室安装了微型录音设备。“我知道这可能不合法，”他对同事说，“但如果有一天我被指控教唆翻供，这是我唯一的证据。”

全国律协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后，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数量出现短暂下降，特别是“打黑”等敏感案件。许多律师转向民事、商事等风险较低的领域。

但变化也在发生。

2012年，刑事诉讼法迎来大修。“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总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确立，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得到进一步保障。参与修法的专家承认，李庄案及其引发的讨论，客观上推动了某些条款的完善。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明确强调要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2017年，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在一次法学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教授说：“李庄案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刑事司法的多个维度。它暴露了问题，也推动了改变。现在律师会见，看守所基本上都能保障，这是进步。但律师调查取证依然困难重重，这是挑战。”

九

2011年12月，李庄正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再审。申诉材料长达两百多页，详细列举了一审、二审的程序违法之处。

“我不在乎个人得失，”李庄在接受采访时说，“但这个案子涉及的基本原则必须澄清：律师的执业边界在哪里？什么行为是依法辩护，什么行为是违法犯罪？这个界限如果不清楚，每个刑辩律师头上都悬着一把剑。”

申诉过程漫长而艰难。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接收了材料；2013年，案件被移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2015年，重庆高院驳回申诉；2016年，李庄再次向最高法申诉。

转机出现在2018年。随着相关人员的落马，重庆“打黑”期间的部分案件被重新审视。法律界要求再审李庄案的呼声再次高涨。

2019年，司法部修订《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明确细化了律师调查取证、会见证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参与修订的专家坦言，其中不少条款都吸取了李庄案等案件的经验教训。

十

2020年秋天，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刑事辩护风险的内部培训正在进行。主讲人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律师，屏幕上打出的标题是：《刑事辩护的边界与风险——从李庄案谈起》。

台下坐着三十多名年轻律师，有人认真记录，有人若有所思。

“李庄案过去十年了，”老律师说，“我们的执业环境改善了吗？改善了。看守所会见更容易了，阅卷更便利了。但根本上改变了吗？没有。”

他顿了顿，继续说：“刑事辩护律师依然面临三重风险：当事人的风险——他可能翻供指控你；办案机关的风险——他们可能认为你妨碍司法；甚至来自你本应保护的权利的风险——法律赋予的权利在实践中可能难以落实。”

一位年轻律师提问：“那我们该怎么办？退缩吗？”

“不，”老律师摇头，“恰恰相反，我们要更专业、更规范、更勇敢。用专业规避风险，用规范保护自己，用勇气推动改变。李庄案的真正教训不是让我们畏首畏尾，而是让我们明白：每一次规范的辩护，都是在划定权利的边界；每一次合法的抗争，都是在拓展法治的空间。”

会议结束，年轻律师们陆续离开。最后离开的是一位女律师，她在门口停下脚步，回头问：“老师，如果是您，当初会接李庄那个案子吗？”

老律师沉默了很久，缓缓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总得有人去接。因为如果连律师都放弃了，那被告席上的人，就真的只剩孤独了。”

窗外，北京秋日的阳光正好，照在会议室墙面的法律典籍上，照亮了《刑事诉讼法》封面上的几个烫金大字。那部法律在2012年修订，2018年再次修订，每次修订都被称为“进步”，但只有真正站在法庭上的人才知道，从纸面上的法到实践中的法，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李庄案已经过去多年，但它留下的一堂课，仍在每一个刑事法庭上，在每一次律师会见中，在每一份辩护词的字里行间，被反复温习、咀嚼、消化。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本身，就是一堂永无止境的课。而每一位法律人，都既是学生，也是老师，用自己的行动，写下属于自己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