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筱一 | 赫尔曼•黑塞：一本我读过二十遍的书

我一直不知道要怎样来写我的黑塞。

我把世界上我喜欢的书分两种，一种是帮助我领悟细节的，一种是帮助我领悟生命的。张爱玲是前一种，而黑塞是后一种。

初遇的场景已经毫无印迹可寻，或许是在哪家书店里。现在我宁愿想成是高考在即的某一个午后，我在明媚的阳光中准备逃跑，徜徉在街头。然后发现了译文出版社的这本《赫尔曼·黑塞小说散文选》，书的封面用绿色画着尖顶的教堂和树林，还有一两个模糊的人影。

它更像是一幅应该镶嵌起来放在画廊里展出的水粉画，因为轻灵和梦幻而使人驻足。

于是我把它带回了家。可以肯定的只是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在物质形态上，瘦瘦小小。我也不懂翻译，不懂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不懂忠实与背叛。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苛刻，但是内心却有些软弱，有些寂寞，有些孤独，也有些宿命，我一定是宿命地判断这是一幅属于自己的水粉画，并且——在后来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宿命地用它来写就自己的故事。

是的，自己的故事。我一直想写黑塞，但是我一直隐隐地觉得，我并不是要写他和托马斯·曼同重并举的声名，写他回不到自己的家因而终生忧郁，甚或写他自己的流浪，一站又一站，泪眼朦胧，月落中天，我只是想写一本书伴随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成长十年的历程。然而这真的可以吗?

我的夜晚比你们的白天好

我除了要想按照我内心自然产生的愿望去生活之外，别无它求。这为什么如此艰难?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句题辞喜欢上刘毅然的，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我再一次被黑塞震惊。我明白过来生命中的一些事情将随着黑塞的开启而开启。

桃子，刘毅然这样写他的主人公：椭圆形的脸。很苍白。小小的翘鼻子。一根粗粗的辫子。右边腮上忽隐忽现着一个浅笑的酒窝。

我那个时候已经用法文写了我生平第一篇小说。那只是被碰疼了以后的一种呻吟。我还不晓得，原来中国的作家里，也有人像黑塞那样，塑造一个被这个世界深深伤害着，却始终善良地包容着这个社会的人。比较起克诺尔普，我仿佛更加迷恋桃子，因为她是女人，一个跛脚的女人。

我在图书馆里再也找不到别的黑塞，包括刘毅然引用的这部《魂系青春》。阳光依旧很好，初春，我出发去找我的黑塞，还有刘毅然。轻尘漫舞，汽车隆隆开过的上海街头，没有我的黑塞。

我给刘毅然写了一封信，在信封上我用大大的法文字母贴着：AU BOUT DE L'ENFER(地狱尽头)，并且为这封信等待了两个星期。那是我平生第二次等待，我等刘毅然的回信可以像一只小鸟那样，飞落在我的手中，然后，我会在尚未长出新绿的枝杈交叠间读他给我邮来的《魂系青春》。阳光从枝杈间漏下来，我就在斑斑点点的阳光里唱歌。克诺尔普的歌，或者哼一首小毅吹奏的《美国往事》。

流浪的人要回家吗?

我只有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本唯一的黑塞，教堂尖尖的顶。我发现读一本书读到十遍以上就可以学会不再等待。后来我到法国去为我的第一篇小说领奖，法国人问我最喜欢的作家，我没有说起黑塞，因为他是个德国人。

我没有想到，我最终还是与一个法国人第一次谈起黑塞，并且，从此以后，我终于可以比较自如地说起黑塞，说起我对他的衷情。

是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刻。上海的繁华，使我在即将离去之时感到一丝不忍。我仿佛只有在这个地方可以自由地运用悲哀，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自己在这个人涌如潮的城市消失——如沙消失于水。我不知道怎么会与一个异国游客谈起黑塞的。大厅里很凉，点着红烛。在这片温暖的红光里听他说到黑塞，我确实感到极度的惊愕。

我的眼睛在那一瞬是无法不潮湿的，那个时候我依然有着那样无辜而茫然的表情。我读了一些与黑塞完全不同的书，并且孜孜地喜欢着，张爱玲，或者杜拉斯。可是张爱玲和杜拉斯是潮流里的金子，而黑塞不是。我一直想自己无法仅凭一本书就说喜欢，应当有更深的研究什么的。大学毕业的论文，我做了杜拉斯。

讲真话的时候，心里会落满了冬雪，踩上去吱吱嘎嘎作响，然而是实的。那个人接着就说起了他在世界各地留下的足迹，我说，你是不是也会游走到朋友或爱人的窗下，为他们唱歌?我说，你是不是也会在阁楼上发着低烧，吃着朋友妻子为你端来的食物?

他笑的时候，我像一个傻孩子。然后我们起身跳舞，手在他的掌握之中，被他的婚戒硌得生疼。我问，流浪的人也是要回家的吗?他没有说话。曲终，又要人散，他说：没有人可以不回家的。

我突然用自己也不能相信的尖得走调的嗓音说，你带给了我人生最大的失望，你告诉我流浪是要回家的，那么死亡可不可以算作是家?

我不愿意想，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会是谁的家，谁也只能是谁的一站。我不愿意想流浪只是一种生存手段，而不是方式。

我流了大滴的眼泪下来。我绕到大厅的一角，用窗帘布擦着眼泪，直到他来找我。他说，你不可以再这样生活了，孩子可以，你不可以。他说，你像一只找不到归巢的小鸟，需要有人把你捧在手里。可是是你自己先要把脚放回地面上来。

黑塞有战争的理由，他回不到自己的家园，好像和他一般同重并举的托马斯·曼。他的逃避有着伟大的背景，所谓的死生契阔，可是我有什么呢?我说，我有什么呢?

而我终于没有恸哭。那是一个有些疼痛的夜晚，我们回各自的车站，并且在第二天，都要各赴前程。那个异乡人写了诗来，写在酒店那种厚重的布纹纸上，诗里说，你年轻的眼泪落于我渐老的微笑之上……

永远的黑塞

就这样，我把唯一的黑塞带在身边，十年之久。十年里我已经成长得足够大，抵抗住琐碎生活的每一个枝节，头发剪短，流浪的梦想沉到心底。

我选择了翻译——或者说，翻译选择了我。渐渐的，我毫不怀疑翻译是我做得最具体最实在的一件事情，有一个时期，它把我的心占得满满的，我沉醉在这种关系的平衡之中：有一点微妙和不可捉摸。

奇怪的是，在这个时期，我几乎忘记了黑塞，忘记了黑塞也是一本翻译，忘记了那么轻灵忧伤的文字原来是用德文写的。

读到十九遍时，我仍然不知道第二十遍会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第二十遍以后，我数次想要把黑塞和有关黑塞的一切都写下来，却屡遭失败。

是在读第二十遍的时候，我才又一次发现，生命之中是有安排的。好像我在寂寞的下午打开电视，那部不知名的电影两次竟然都停留在同一个场景上，女主人公的帽子遮住半边脸，她对一个男人说，吸引我的是死亡。

我想到了回家，想到了黑塞。我想生命把这一本唯一的，翻译的黑塞安排给我，究竟是为了告诉我一个怎样的道理。

人格上的分裂，有时并不需要医生的证明。那一天我努力回想着初遇黑塞的一切，可是不能够。日落时分，我再一次站在街头，觉得自己无处可去。匆匆回家的人们都是在进，只有我在往后退，退得那般犹疑。

是啊，黑暗是绝望的昏黑，是日常生活可怕的循环。具体而微的翻译，孜孜不倦追求着的忠诚，或许只是深沉而悲哀的黑夜中闪电的亮光。可是到今天我不再能为它们在突发的几秒钟内消灭黑暗而惊叹不已。

我竟然向往起另一种光芒，也是突发的，可以带来“自由，魔术般的轻松和欢乐”。

我像莫特那样需要着盖特芒德，坐在酒店里，我在想，转动着自己以为是最后的思维，因为我也永远不会懂得如何接受严肃而开朗的生活。但是没有盖特芒德，从来都没有。醇红的液体倒下去，灯光被切割得支离破碎。

后来的事情不再能够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劝说自己那天只是醉了。好在一切都没有发生。在我向那一种光芒奔去的时候，有人拦阻了我。我也哭哭笑笑地问了他很多问题。流浪的概念却仿佛变得更为清晰。我不记得自己在顺手时够及的这个朋友是怎样回答我的，其实他不能够，因为他不知道黑塞。朋友把我送回家，堵在门口达一个小时之久，在寒风中，他说，你是多么愚蠢，为了一本书这样颠颠倒倒。

我说，你才愚蠢，相信我仅仅是为了一本书这样颠颠倒倒——在醉的时候，我惊诧于自己可以如此犀利。

后来我知道，大家都不愚蠢。生活中有许多细节，它们有时会显得非常艰难，可是大多数的人都平安地度过了。人们以欲望抵抗死亡，而流浪归根到底也只是欲望的一种。实现所有的欲望都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过程。

世界上没有由来的童话。我再一次地长大。读完二十遍黑塞，我知道黑塞的伟大只在于他营造一个童话的梦想。不论他建成了没有，他是在抵抗日常生活带给人的必然的沉沦。这种抵抗才是生活的方式。

抵抗是可贵的。

我接着做我的翻译，还有翻译理论。黑塞仍然搁在我书橱的一侧，伸手可及处。我依然可以在疲惫的时刻，闻到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别样的气味。我依然可以微笑着对我的朋友说，黑塞的流浪确实很煽情呢。

流浪也许不可能成为所有人或然的选择，但是它可以成为所有人的梦想。所以我译了一本书，只是为了它的名字，它叫做《流浪的星星》。在译这本书的时候，我想，我懂得了什么是黑塞所说的“严肃而开朗的生活”。因为克莱齐奥那么严肃的文字也可以写出流浪，我的衷爱。

我又一次去到上海，面对人潮，我不再幻想自己的消失。然后坐着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做了一段时间艺术家的研究，他很认真地对我说那些天才艺术家的心理逻辑才是真正的人性逻辑，他还说，他们必然的结局是皈依，凡高的画在后期有着那样的变化，教堂的顶却始终是尖的。我在那个瞬间又不可遏止地想起我的黑塞来，我突然间问自己，是不是还需要他的逃避，他的流浪，他的梦想，他那一种别样的抵抗死亡的诱惑的方式?

他的尖顶教堂?

袁筱一（1973年4月25日- ），女，汉族，江苏吴江人，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毕业，文学博士。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法语系教授，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足下有路 诗行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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