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获特赦，出狱后就要求去台湾：监狱里的积极都是装的

1949年11月初的南京雨夜，军代表们正通宵达旦地清点国民党押解过来的战犯名册。厚厚一摞名册里，一个名字被红笔圈得格外醒目——周养浩。没人想到，这位生性骄矜的军统干将，竟会在二十多年后的1975年成为功德林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追溯到1914年，周养浩出生于湖南常德。家底殷实，父亲以开武馆扬名乡里，但更看重孩子的“笔杆子”。周养浩果然不负所望，上海法学院毕业，口才、笔力都出挑。同学回忆他“下笔洋洋万言，转身又能侃侃而谈”，这份本事后来让他在军统的司法科混得风生水起。

真正决定其命运的，是一次“婚姻投资”。1938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与原配离婚，转头迎娶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从此，军统高层的饭局他总能落座主桌，老蒋身边的密令也常能先睹为快。有人酸他“才气八斗，却靠裙带”，他只冷笑一句：“用什么办法不重要，能往上爬才是真的。”

1945年8月，抗战甫一结束，蒋介石筹划清算异己。杨虎城一家被秘密押解，一路护送的正是周养浩。他先在西安装出关怀——送药、送棉衣，还陪杨虎城下象棋。等对方彻底放松警惕，转运重庆的命令随即启动。9月6日清晨白公馆内传出枪声，杨虎城与长子殒命。周养浩没留只字片语，却在日记里写下四字：“大功告成”。

三年后解放战争趋于尾声，老蒋仓皇空运亲信去台湾。1949年12月的一架客机在昆明加油时被迫停飞，周养浩敏锐地脱下军装，仍被围捕。抓捕报告显示，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带一本英文本尼·希尔笑话集。审讯官调侃：“周科长还想幽默一把？”周养浩抿嘴不答。

功德林监狱里，沈醉、徐远举与他再度碰面。三人并称“军统三剑客”，此刻却同居窄室。沈醉识时务，除夕夜主动写检讨；徐远举木讷寡言，只埋头劳动。周养浩却频繁引用《刑事诉讼法》条文自辩，“我无罪，应当假释”。提审干部被他缠得头疼，常暗暗叹气。

劳动改造阶段，他也想钻空子。稻田插秧时装出腰伤，木工房又说锯末呛鼻，能请假绝不多动一根手指。室友劝他好好表现，他嗤之以鼻：“戏演给他们看就行。”一句话说穿了心计，也埋下了他“最后一个走”的伏笔。

1960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特赦名单，沈醉在列。周养浩哭笑不得，当晚在床板上翻来覆去，嘴里嘟囔：“早知道当年少写几句狡辩词就好了。”此后他态度稍有缓和，白天参加缝纫生产，夜里照例研读法律书，希望留个“文化骨干”印象。

1975年春节前夕，国务院再次核批特赦，功德林剩下的战犯只剩7人。周养浩终于收到释放通知，却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要去台湾。负责交接的公安人员好言相劝，他摆手：“我在里面的积极表现都是演的，现在只想回到原来的阵营。”口气之倨傲，让在场干部都皱眉。

按照当年政策，战犯可自由选择去留，路费甚至由国家垫付。手续通过外交部递交台北，不到半个月回复便到了——拒绝。理由写得直白：“此人行为不检，难保安全。”这封公函让周养浩哑口无言。他那句“天涯海角总有我一席”顿成笑柄。

台湾行无望，他把目光投向美国，因为长女已在旧金山定居。1976年夏，他搭乘北欧航空离京，经哥本哈根转机到纽约，再辗转旧金山。海关问及职业，他略停半秒：“retired lawyer.” 神色里不见往日锋芒，更多是一丝落寞。

异国的晦涩生活远非想象的光鲜。女儿已然美国家庭主妇，岳父身份对她而言是隐秘负担。周养浩住进车库改成的小房间，每天清晨拎壶热水沿街散步，偶尔在唐人街茶楼听到湖南方言，才会露出短暂笑容。朋友感叹：“你办了半辈子密谋，最后还是落得形单影只。”

1986年4月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写信索取旧同僚地址，忽然中风倒在餐桌边，送医不治，留下一只空皮箱和十多本密密麻麻的英文法律笔记。当地殡仪馆工作人员翻看护照才发现，这位“周先生”竟生于1914年的中国常德。

资料移交时，一位年轻翻译低声对同事说：“真是福祸无常。”同事叹了口气，没有再多评论。功德林狱墙内外的烟云，至此散尽；昔日“军统三剑客”的最后身影，也随太平洋彼岸的晨雾悄然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