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初的南京雨夜,军代表们正通宵达旦地清点国民党押解过来的战犯名册。厚厚一摞名册里,一个名字被红笔圈得格外醒目——周养浩。没人想到,这位生性骄矜的军统干将,竟会在二十多年后的1975年成为功德林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追溯到1914年,周养浩出生于湖南常德。家底殷实,父亲以开武馆扬名乡里,但更看重孩子的“笔杆子”。周养浩果然不负所望,上海法学院毕业,口才、笔力都出挑。同学回忆他“下笔洋洋万言,转身又能侃侃而谈”,这份本事后来让他在军统的司法科混得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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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决定其命运的,是一次“婚姻投资”。1938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与原配离婚,转头迎娶毛人凤的侄女毛超群。从此,军统高层的饭局他总能落座主桌,老蒋身边的密令也常能先睹为快。有人酸他“才气八斗,却靠裙带”,他只冷笑一句:“用什么办法不重要,能往上爬才是真的。”
1945年8月,抗战甫一结束,蒋介石筹划清算异己。杨虎城一家被秘密押解,一路护送的正是周养浩。他先在西安装出关怀——送药、送棉衣,还陪杨虎城下象棋。等对方彻底放松警惕,转运重庆的命令随即启动。9月6日清晨白公馆内传出枪声,杨虎城与长子殒命。周养浩没留只字片语,却在日记里写下四字:“大功告成”。
三年后解放战争趋于尾声,老蒋仓皇空运亲信去台湾。1949年12月的一架客机在昆明加油时被迫停飞,周养浩敏锐地脱下军装,仍被围捕。抓捕报告显示,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只带一本英文本尼·希尔笑话集。审讯官调侃:“周科长还想幽默一把?”周养浩抿嘴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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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监狱里,沈醉、徐远举与他再度碰面。三人并称“军统三剑客”,此刻却同居窄室。沈醉识时务,除夕夜主动写检讨;徐远举木讷寡言,只埋头劳动。周养浩却频繁引用《刑事诉讼法》条文自辩,“我无罪,应当假释”。提审干部被他缠得头疼,常暗暗叹气。
劳动改造阶段,他也想钻空子。稻田插秧时装出腰伤,木工房又说锯末呛鼻,能请假绝不多动一根手指。室友劝他好好表现,他嗤之以鼻:“戏演给他们看就行。”一句话说穿了心计,也埋下了他“最后一个走”的伏笔。
1960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特赦名单,沈醉在列。周养浩哭笑不得,当晚在床板上翻来覆去,嘴里嘟囔:“早知道当年少写几句狡辩词就好了。”此后他态度稍有缓和,白天参加缝纫生产,夜里照例研读法律书,希望留个“文化骨干”印象。
1975年春节前夕,国务院再次核批特赦,功德林剩下的战犯只剩7人。周养浩终于收到释放通知,却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要去台湾。负责交接的公安人员好言相劝,他摆手:“我在里面的积极表现都是演的,现在只想回到原来的阵营。”口气之倨傲,让在场干部都皱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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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年政策,战犯可自由选择去留,路费甚至由国家垫付。手续通过外交部递交台北,不到半个月回复便到了——拒绝。理由写得直白:“此人行为不检,难保安全。”这封公函让周养浩哑口无言。他那句“天涯海角总有我一席”顿成笑柄。
台湾行无望,他把目光投向美国,因为长女已在旧金山定居。1976年夏,他搭乘北欧航空离京,经哥本哈根转机到纽约,再辗转旧金山。海关问及职业,他略停半秒:“retired lawyer.” 神色里不见往日锋芒,更多是一丝落寞。
异国的晦涩生活远非想象的光鲜。女儿已然美国家庭主妇,岳父身份对她而言是隐秘负担。周养浩住进车库改成的小房间,每天清晨拎壶热水沿街散步,偶尔在唐人街茶楼听到湖南方言,才会露出短暂笑容。朋友感叹:“你办了半辈子密谋,最后还是落得形单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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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写信索取旧同僚地址,忽然中风倒在餐桌边,送医不治,留下一只空皮箱和十多本密密麻麻的英文法律笔记。当地殡仪馆工作人员翻看护照才发现,这位“周先生”竟生于1914年的中国常德。
资料移交时,一位年轻翻译低声对同事说:“真是福祸无常。”同事叹了口气,没有再多评论。功德林狱墙内外的烟云,至此散尽;昔日“军统三剑客”的最后身影,也随太平洋彼岸的晨雾悄然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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