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老师4年前写的文章，早已道尽委内瑞拉如何被毁掉

《一个国家（委内瑞拉）是如何被毁掉的？》，是清华的刘瑜老师四年前写的文章，选自《可能性的艺术》一书。

四年前，当刘瑜老师写下那篇关于委内瑞拉的长文时，这个国家的悲剧还远未抵达最深的谷底。今天重读，字里行间透出的不仅是精准的分析，更像是一份提前写就的验尸报告。她早已用清晰而冷峻的笔触，道尽了一个富裕国家如何在一片道德激情与美好承诺中，走向万劫不复的全过程。

这不是一篇寻常的政治经济评论，刘瑜没有停留在指责某个“独裁者”或“腐败集团”的层面，那太简单，也太廉价了，她刺向了更深处：一个怀抱理想、真诚爱民、生活简朴的领袖，如何用最动听的语言和最炽热的情感，将整个国家拖入深渊。查韦斯不是卡通片里的邪恶反派，他是现代版的罗宾汉，是穷人心中的“精神教父”，恰恰是这种真诚，让这场悲剧显得更加荒凉而无解。

刘瑜敏锐地抓住了那个核心悖论，即毁掉委内瑞拉的，不是显而易见的“恶”，而是不容置疑的“善”。当“社会正义”成为不容辩驳的宗教，当“打击豪强”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理性的讨论便死了。经济规律被斥为“新自由主义的阴谋”，市场信号被当作“贪得无厌的囤积居奇”，一切反对声音都能轻易被打上“既得利益集团”或“美帝走狗”的标签，在这种话语体系中，任何政策失误都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立场问题、道德问题，甚至是“战争”问题。于是，错误无法被纠正，只会不断加码，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

读刘瑜的文章，你会看到一条清晰而必然的毁灭逻辑链，崇高的道德目标，需要不受制约的权力来实现；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碾压制衡机制；而失去制衡的权力，又反过来放大经济政策的致命错误。查韦斯改组最高法院、驯服媒体、架空议会，并非因为他天生热爱独裁，而是他的“21世纪社会主义”蓝图本身就需要一架庞大的、单向度的国家机器来强行推动。

马杜罗后来的种种倒行逆施，不过是沿着这条早已铺就的轨道惯性滑行，刘瑜说得好，他们俩是“一个栽树，一个乘凉”，这棵树，从一开始就长歪了。

最令人脊背发凉的，是文中揭示的那种民众与领袖之间的“共谋”，查韦斯的权力，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数百万委内瑞拉人用选票一次次抬上去的。他们为他的“政令统治”授权，为他的连任修宪公投喝彩，在他去世时声泪俱下。直到经济已濒临崩溃，2017年的民调显示，仍有近八成民众视查韦斯为最爱戴的总统。

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催眠？刘瑜将其比作“海妖塞壬的歌声”，太美好，太动听，以至于让人心甘情愿地驾船撞向礁石。当平等被简化为绝对的平均，当正义被等同于无限的再分配，这种乌托邦的歌声便拥有了蛊惑人心的致命魅力。

四年过去了，时间给了刘瑜的论断最残酷的印证，委内瑞拉没有醒来，它还在下沉。马杜罗被美国抓获，但经济凋敝如故，难民潮未曾停歇。而国际上，那种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浪漫想象仍未消散。这一切都让刘瑜的文章在今天读来，具有了超越委内瑞拉本身的警世意义。

它警示我们，要警惕那些用道德激情替代严谨论证的政治话语。任何将复杂社会经济问题简化为“好人vs坏人”、“人民vs寡头”的叙事，无论听起来多么解气，都可能包裹着危险的毒药。

它提醒我们，要敬畏那些看似冰冷的经济规律，价格管制会导致短缺，货币超发会引发通胀，过度国有化会扼杀活力，这些基本原理不会因为执政者的善良初衷而有丝毫改变，用意志对抗规律，最终只会头破血流。

它更让我们深思，什么是真正的“为你好”？一个领袖的真诚和简朴，与他政策的灾难性后果，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评价一个政治蓝图，不能看它许诺了多么美好的终点，更要看它设计了怎样可行的路径，以及是否为自己留下了纠错的空间。

刘瑜的文章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了委内瑞拉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典型标本。一个国家的毁灭，往往始于一个太过完美、不容置疑的梦想。当梦想拒绝与现实妥协，当激情淹没了理性，那么，即便怀抱这个梦想的双手是干净的，它所造成的废墟也是真实的。

委内瑞拉的悲剧，是一场现代版的“通往奴役之路”，而这条路，恰恰是由铺路者自认为最神圣的砖石所砌成。

四年后再看，这篇文章的价值愈发清晰，它记录的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陨落，更是对人类某种永恒困境的思索，我们如何在向往正义的同时，避免被绝对正义的幻象所吞噬。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