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不思隐退，必生祸端

儒家文化自古深谙进退之道，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奉为处世圭臬，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立身准则。进退有度、知止不殆，不仅是个人修养的至高境界，更是规避祸患、维系秩序的智慧箴言。特朗普的政治轨迹与行事风格，恰恰与这一儒家智慧背道而驰，其对权力的执念与不思隐退的偏执，正不断引发内外动荡，印证了“过刚则折，不退则危”的古老训诫。

儒家眼中的“隐退”绝非消极避世，而是“时止则止”的理性抉择。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盖因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进退皆合时宜。汉初张良辅佐刘邦定鼎天下后，谢绝“齐三万户”的封赏，选择“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以功成身退的智慧保全名节，更成就千古佳话。这种隐退蕴含着对时势的清醒认知，对权力边界的敬畏之心。反观特朗普，从首次总统任期结束后的权力交接风波，到第二任期内愈发激进的集权举措，始终表现出对权力的无限眷恋。其第二任期签署的行政令高达220项，远超以往数届总统，甚至频繁援引“紧急权力”推进政策，将行政权扩张至前所未有的边界，全然无视“邦无道则隐”的儒家警训，更背弃了权力制衡的基本准则。

儒家强调“进退出处之际皆有理”，隐退的核心在于坚守道义、不违时势。孔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当权力行使已背离公共福祉，当施政举措已撕裂社会根基，适时隐退既是对自身操守的坚守，也是对时局的担当。特朗普的执政实践却恰恰相反，其“行政令治国”模式严重冲击美式“三权分立”制度，引发司法诉讼不断、民众抗议四起。从宣布南部边境“紧急状态”到对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从要求联邦政府接管地方警局到无视司法裁决的反复上诉，其政策处处彰显着“唯我独尊”的霸权逻辑，完全背离了儒家“达不离道”的执政伦理。这种“知进而不知退”的偏执，不仅导致美国社会深度撕裂，更让其国际信誉持续受损，正如《周易》所言“系遯，有疾厉”，患得患失、不愿隐退的执念，终将招致祸患。

儒家倡导的“明哲保身”，是“保身不离道”的智慧，而非乡愿式的圆滑。当“邦无道”时，贪恋富贵、执着权位实为可耻，唯有“卷而怀之”的隐退才合乎君子之道。特朗普却在争议声中执意延续政治生命，其背后是对权力的贪婪与对时势的误判。他曾宣称“作为总统，我有权做任何想做的事”，这种对权力的绝对化认知，与儒家“为政以德”的理念格格不入。在其施政下，国会制衡形同虚设，司法独立遭遇挑战，“不要国王”的民众抗议遍及全美，宪法危机的阴影持续笼罩。这恰印证了儒家“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的论断——当权力行使背离正义，执意占据高位只会招致更大的动荡。

“圣之时者”的智慧，在于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进退有节的修养，在于知止不殆、守道不偏。特朗普不思隐退的偏执，本质上是对儒家进退之道的背离，对权力伦理的漠视。历史早已证明，任何无视时势、贪恋权位的行为，终将被时代反噬。儒家文化的进退智慧，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指南，更是政治实践的镜鉴——唯有懂得适时隐退，方能避祸全身；唯有坚守道义底线，方能行稳致远。特朗普的困境，正是对这一古老智慧的现代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