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情人同居34年，60岁想回家，却发现妻子一家6口儿孙满堂_2

我和情人同居34年，60岁想回家，却发现妻子一家6口儿孙满堂。

窗外的雨下得没完没了，像我此刻的心情，黏糊糊，湿漉漉，怎么也干爽不起来。

手里那张从深圳回县城的长途汽车票，被我攥得起了毛边。

六十年了，人生一个甲子，我像个陀螺，终于要转回原点了。

身边这个叫阿芬的女人，正对着镜子拔白头发，一根，又一根，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

三十四年，我们像两株藤蔓，死死缠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真要走？”她没回头，声音从镜子后面传过来，有点飘。

我“嗯”了一声，喉咙里像塞了团湿棉花。

“走了，就不回来了吧？”她又问。

我没做声。

心里有个声音在喊：不回来了，这辈子，就在老家烂掉算了。

阿芬放下镊子，转过身来，眼角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

“钱带够了吗？那两个小的这个月生活费还没打。”她指的是我跟她生的儿子和女儿。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放在桌上，红票子刺眼。

“够了。你们先花着。”

她没去拿，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是怨恨吗？还是不舍？或者，只是单纯的疲惫。

三十四年的地下情，我们都累了。

我提起那个破旧的帆布包，包里只有两件换洗衣服，还有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我的妻子，秀莲。

还有她怀里抱着的，我那没见过面的儿子。

一九八六年，我二十四岁，刚从部队退伍回来，浑身是劲，也浑身是错。

那时候的县城，尘土飞扬，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谁家要是有台黑白电视，半个巷子的人都会去围观。

我被分配在县里的纺织厂当保卫干事，秀莲是厂里的会计。

她长得不漂亮，但耐看，安安静静的，像墙角的一株兰花。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两家大人觉得合适，我们就结了婚。

婚后第二年，秀莲生了个女儿。

我爹是个好面子的人，抱上孙女后，脸上的笑就没停过，可转过头就叹气，说老林家三代单传，到了我这儿，断了香火。

那时候的人，对“香火”这两个字，看得比命还重。

秀莲也自责，整个月子都在哭，人瘦得脱了形。

我嘴上劝她，心里也堵得慌。

也就是那时候，阿芬闯进了我的生活。

她是厂里新来的挡车工，本地人，泼辣，大胆，扎着两条大辫子，走起路来辫子在屁股上一甩一甩的，看得人心慌。

她主动接近我，给我送饭，给我洗衣服，眼睛像钩子一样。

我那点可怜的定力，在她面前，不堪一击。

我们好了。

在县城后面的河堤上，在废弃的仓库里，在一切能藏住人的地方。

我像一头困兽，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阿芬身上有股野劲儿，是秀莲身上没有的。

她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拉我的手，敢对着我说那些脸红心跳的骚话。

跟她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活过来了。

没过多久，阿芬怀孕了。

她哭着闹着要我给个说法。

我慌了。

一边是刚生完女儿、还在哺乳期的妻子，一边是大着肚子、威胁要闹到厂里去的情人。

我做出了这辈子最混蛋，也最懦弱的决定：跑。

八十年代末，南下的风吹遍了全国。

我跟家里人说，去深圳闯一闯，挣大钱回来。

秀莲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往我包里塞了两个煮鸡蛋。

临走那天，她抱着女儿，站在车站门口，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心一横，上了车，没敢回头。

我以为，这只是暂时的。

等我在外面站稳了脚跟，等阿芬把孩子生下来，我会处理好这一切。

我甚至想，等我有钱了，把她们都接过去。

多天真的想法。

我到了深圳，进了工地，搬过砖，扛过水泥，睡过桥洞。

阿芬跟着我来了，她是个能吃苦的女人。

我们在白石洲租了个小小的民房，房间里永远有股霉味和隔壁的饭菜味。

同年冬天，她生了个儿子。

我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第一次有了当父亲的实感，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为了养活他们母子俩，我什么都干。

摆过地摊，送过外卖，后来跟着人学着包工程，慢慢有了点起色。

日子一天天过去，儿子会走了，会叫爸爸了。

而老家的秀莲和女儿，成了我心底一个不敢触碰的角落。

我每个月偷偷往家里寄钱，用的是假名字，从不同的邮局寄。

我怕秀莲找到我，又怕她找不到我。

这种矛盾的心理，像两只手，时刻撕扯着我。

九十年代初，女儿上小学了，需要户口，需要学费。

秀莲终于通过我父母，找到了我在深圳的地址。

她没哭没闹，只给我写了一封信。

信纸是学生用的那种练习本纸，上面有女儿歪歪扭扭的字：爸爸，我想你。

下面是秀莲的字，很娟秀：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挂念。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钱收到了，别再寄了，我们娘俩能过。

短短几行字，我看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阿芬看到我红肿的眼睛，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给我煮了碗面，加了两个荷包蛋。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给家里寄过钱，也没再收到过任何信。

我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彻底飘在了深圳这片天空。

时间快得像按了快进键。

儿子上初中了，女儿也上了高中。

阿芬从一个年轻姑娘，变成了一个眼角有纹的中年妇女。

她不再扎大辫子，剪了短发，方便干活。

我们开了个小饭馆，生意不好不坏，勉强糊口。

我偶尔会想起秀莲，想起那个安静得像兰花一样的女人。

她怎么样了？女儿长大成什么样了？她改嫁了吗？

这些问题，我不敢深想。

一想，心口就疼。

2000年，我父亲去世。

我偷偷回了一趟老家，参加了葬礼。

我躲在人群后面，远远地看着。

我看到了秀莲。

她老了很多，穿着素色的衣服，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在灵前磕头的时候，肩膀抖得厉害。

我女儿站在她身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眉眼间有我的影子，也有秀莲的影子。

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小男孩，五六岁的样子，拉着她的衣角。

那是我的外孙？

我当时就想冲过去，抱住她们，跪在她们面前忏悔。

可我的脚像灌了铅，动弹不得。

我看到秀莲身边，站着一个男人，五十多岁，看起来很敦厚。

他扶着秀莲的胳膊，轻声安慰着。

那一刻，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是个被时间淘汰掉的前夫，是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我有什么资格，再去打扰她们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在县城的招待所里，喝得烂醉。

哭得像个孩子。

回到深圳后，我大病了一场。

阿芬衣不解带地照顾我。

她握着我的手说：“老林，都过去了，以后，咱就好好过咱的日子。”

我看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这个女人，跟我过了半辈子，没名没分，为我生儿育女，陪我吃尽了苦头。

我欠她的，同样也是一笔还不清的债。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儿子大学毕业了，在广州找到了工作。

女儿也嫁了人，嫁了个广东本地人，日子过得还不错。

我和阿芬的小饭馆，生意越来越差，最后关了门。

我们俩，成了深圳街头最普通的老头老太太。

每天去菜市场买菜，为了几毛钱跟小贩吵得面红耳赤。

回家看看电视，为剧情里的人物唏嘘不已。

身体也开始出各种毛病。

我的腰越来越弯，腿脚也不利索了。

阿芬的血压高，血糖也高，每天要吃一大把药。

我们常常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发呆。

深圳的繁华，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

我们就像两棵被掏空了心的老树，随时都会倒下。

这种感觉，在今年春节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儿子带着女朋友回来过年。

女孩是广州本地的，家境很好，说话轻声细语，但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

饭桌上，儿子意气风发地谈论着他的职业规划，谈论着要在深圳买房。

女孩的父母也来了，话里话外都在打听我们在深圳有没有房产，有多少存款。

阿芬局促不安，不停地给未来亲家夹菜，嘴里说着“我们家条件一般，让你们见笑了”。

我端着酒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知道，儿子的首付，还得靠我们俩攒了一辈子的这点养老钱。

可这点钱，在深圳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连个厕所都买不起。

晚上，客人都走了。

儿子在阳台打电话，大概是在哄女朋友。

我和阿芬在客厅收拾残局。

阿芬突然说：“老林，要不，你回老家一趟吧？”

我愣住了。

“回老家干嘛？”

“你不是还有个女儿在老家吗？听说……她过得还不错。”阿芬的声音很低，“咱们这情况，你也看到了。儿子以后要成家，要花大钱。我们俩这身体，不知道还能撑几年。”

“你让我回去找她？”我的声音有点抖。

“不是找她要钱。”阿芬叹了口气，“是让你回去看看。你在老家，不是还有套老房子吗？虽然破了点，但总归是个根。万一……万一我们俩以后动不了了，总不能睡大街吧？”

“你在深圳不是有儿子吗？”我脱口而出。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阿芬的眼睛红了。

“儿子是儿，媳是媳。我们俩跟儿媳，毕竟隔了一层。再说，儿子要养家，压力也大。我们不能全指望他。”

她顿了顿，又说：“我这边，你是知道的。家里早就当没我这个人了。我回不去了。”

我沉默了。

阿芬说得对。

我们在深圳漂了三十多年，看似安了家，其实还是浮萍。

根，早就烂在了那片叫故乡的土地里。

现在，我们老了，漂不动了，想回去找个地方靠岸，却发现，船票早就过期了。

“回去看看吧。”阿芬推了推我，“哪怕只是看一眼。如果那边过得好，我们就安心在这边待着。如果……如果那边有什么变化，也许，我们还有个退路。”

她说的“退路”两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她想让我去找秀莲，看看她是不是还单身。

如果是，也许，我能回去。

这样，她和我，就不用再为以后的生计发愁了。

这个想法很自私，很卑鄙。

但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老人，还有什么资格谈高尚？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我告诉儿子，我要回老家看看，看看亲戚。

儿子没多想，给我买了车票。

临走前一晚，阿芬给我收拾行李，还是那个破旧的帆布包。

她往里面塞了两件新买的衬衫，说：“回去穿得体面点，别让人看扁了。”

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心里堵得难受。

“阿芬，如果……如果我回不来了……”

她打断我：“别胡说。快去快回。我等你。”

她给了我一张银行卡，里面是我们俩所有的积蓄。

“密码是你的生日。穷家富路，带上。”

我攥着那张卡，像是攥着一块烙铁。

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离深圳越来越远，离故乡越来越近。

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大厦，变成了农田，又变成了低矮的平房。

我的心，也随着这车轮声，七上八下。

秀莲，你还好吗？

女儿，你还记得我这个爸爸吗？

三十四年了，你们会原谅我吗？

或者，你们会像对待一个陌生人一样，把我赶出去吗？

我不知道。

前途未卜，我像一个等待审判的囚犯。

车子终于到了县城。

我下了车，深吸了一口熟悉的空气。

空气里有泥土和植物的味道，跟深圳的汽车尾气完全不同。

县城的变化很大。

记忆里的土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

低矮的平房，变成了高耸的居民楼。

我像个外乡人，站在街头，茫然四顾。

我凭着记忆，摸索着往家的方向走。

那条老街还在，只是破败了很多。

很多房子都租了出去，做着各种小生意。

我走到自家那栋二层小楼前，停住了脚步。

记忆里，这里总是很安静。

秀莲爱干净，院子里总是扫得干干净净，种着几盆月季。

现在，院子的铁门锈迹斑斑，上面挂着一把大锁。

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露出里面的红砖。

窗户玻璃也碎了一块，用报纸糊着。

看起来，早就没人住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难道，她们早就搬走了？

我失魂落魄地在门口站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隔壁的王婶端着一盆衣服出来，看到了我。

她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突然叫起来：“哎哟！这不是林建国吗？”

王婶是老邻居，以前跟秀莲关系不错。

我尴尬地点点头：“王婶，是我。”

“你……你咋回来了？”王婶放下盆，一脸惊讶。

“回来看看。”我含糊地说，“这家人……是搬走了吗？”

王婶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

她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搬啥呀。秀莲……走了快十年了。”

“走了？”我脑子嗡的一声，“去哪儿了？”

“唉，是生病走的。”王婶擦了擦眼角，“乳腺癌，发现的时候就晚期了。没拖多久，人就没了。多好的一个人，哎……”

我的腿一软，差点坐到地上。

秀莲死了？

那个安静得像兰花一样的女人，那个等了我很多年的女人，就这么没了？

我甚至没来得及跟她说一句对不起。

“那……那我女儿呢？”我颤抖着问。

“你女儿啊，有出息了。”王婶脸上露出一点笑容，“嫁得好，女婿是县里开公司的。他们怕你女婿睹物思人，就把这老房子锁了，搬到新城区的花园小区去住了。听说住的是大别墅，可气派了。”

“她过得好就行。”我喃喃地说，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有欣慰，有愧疚，更多的是无尽的失落。

这个家，真的没有我的位置了。

“对了，”王婶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你那个儿子……就是秀莲生的那个，也有出息了。大学毕业，在省城当医生呢。去年刚结的婚，媳妇也是个医生。秀莲要是能看到，该多高兴啊。”

儿子。

我那个素未谋面的儿子。

他成了医生，结了婚。

我这个当爹的，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王婶，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从口袋里掏出点钱，想塞给她。

她推开了：“邻里邻居的，说这个干啥。你……你这次回来，是打算……”

她没往下说，但眼神里满是探寻。

我一个在外面漂了三十多年的人，突然回来，任谁都会好奇。

“我就是……回来看看。”我转身想走。

“哎，等等。”王婶叫住我，“你女婿家在哪个小区我知道。你女儿叫林晚，对吧？她在那个‘书香门第’当老师，有时候周末会回老房子这边收拾一下。你要是想见她，去那儿找找看。”

她给我指了条路。

我道了谢，像个游魂一样离开了老街。

我找不到秀莲了。

这个认知让我心如刀绞。

我在县城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一百块钱一晚，房间又小又潮。

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秀莲的影子。

她给我做饭的样子，她抱着女儿对我笑的样子，她送我走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的样子。

还有，她躺在病床上，生命最后一刻的样子。

我越想越难受，用被子蒙住头，哭得喘不上气。

第二天，我按照王婶指的路，去了那个叫“书香门第”的小区。

很高档的小区，绿化很好，门卫管得很严。

我进不去，就在门口等。

从早上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傍晚。

进进出出的人很多，衣着光鲜，开着好车。

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站在门口，像个乞丐。

终于，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林晚。

我的女儿。

她变了，又好像没变。

还是那个眉眼，只是褪去了青涩，变得成熟，优雅。

她穿着一条得体的连衣裙，手里提着菜篮子，正往小区里走。

我心脏狂跳，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晚晚！”我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声。

她停下脚步，疑惑地回头看。

看到我，她愣住了。

眼神里先是迷茫，然后是震惊，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冷漠。

她慢慢朝我走过来，站在我面前，离我三步远。

“爸？”她试探着叫了一声，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

我眼眶一热，点了点头：“哎，是我。”

“你怎么回来了？”她问，语气像是在问一个不熟的远房亲戚。

“我……我回来看看。”我搓着手，局促不安。

“看过了？”她面无表情地说，“我妈走了十年了。这下，你看到了？”

一句话，像一把刀子，插进我心里。

“晚晚，对不起……”我声音哽咽。

“对不起？”她冷笑一声，“你对不起谁？对不起我妈，还是对不起我？”

“都对不起。”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三十年了，爸。”她的声音突然拔高，带着压抑的愤怒，“你三十年没回来过，没一封信，没一个电话。现在老了，动不了了，想起我们了？回来找我们了？”

“我不是……”

“你不是什么？”她打断我，“你是想看看我们过得好不好？还是想回来分一杯羹？我告诉你，林建国，我妈是死了，但她活得有尊严。我们家，现在过得很好，不缺你一个。”

她的话，一句句，像耳光一样扇在我脸上。

我无地自容。

“我只是想……回来看看你们。”我无力地辩解。

“看我们？”她指着小区里面，“看到了吗？我妈没了。我，我有家，有孩子，有事业。我儿子都上初中了。你见过他吗？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吗？”

我摇头。

“你什么都不知道。”她深吸一口气，眼圈红了，“你走之后，我妈是怎么把我拉扯大的，你知道吗？为了给我交学费，她去给人家洗衣服，手都泡烂了。你不知道。你在外面，有别的女人，有别的孩子，你活得潇洒。”

我浑身冰凉。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你……你怎么知道的？”

“我爸告诉我的。”她口中的“爸”，指的是那个后来照顾秀莲的男人。

“他虽然不是我亲生父亲，但他比你更像一个父亲。他照顾了我妈一辈子，也照顾了我一辈子。我妈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别恨你。她说，你也不容易。”

听到这话，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秀莲，到死都还在为我开脱。

可我，算个什么东西？

“你走吧。”林晚转过身去，声音疲惫，“这里不欢迎你。我过得很好，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你的那些过去，我也不想再提。就当你……早就死在外面了。”

她说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小区，大门在我面前缓缓关上。

我站在原地，像一尊石像。

周围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可我的世界，一片死寂。

我被女儿，彻底驱逐了。

我在县城又待了两天，像个孤魂野鬼。

我去了纺织厂的旧址。

那里已经拆了，建起了新的商品房小区。

我站在那片废墟上，努力回忆着当年的点点滴滴。

我和秀莲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和阿芬偷情的仓库，都消失在了时间的尘埃里。

一切都回不去了。

我买了一张返回深圳的车票。

来的时候，心里还存着一丝幻想。

走的时候，只剩下满心的凄凉。

在火车上，我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是阿芬的儿子，不是秀莲的那个。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阿芬阿姨住院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怎么回事？”

“高血压犯了，晕倒了。现在在医院，人醒了，但医生说情况不太稳定。”

“我马上回来！”

我挂了电话，心急如焚。

火车仿佛开得比蜗牛还慢。

我一遍遍地给阿芬打电话，她都没接。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恐惧。

我怕失去她。

这个跟我纠缠了半辈子的女人，是我生命里最后的依靠了。

如果她也走了，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两天后，我终于赶回了深圳。

直接冲进了医院。

阿芬躺在病床上，挂着点滴，脸色蜡黄。

看到我，她虚弱地笑了笑。

“回来了？怎么这么快？”

我扑到床边，握住她的手，冰凉。

“你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老毛病了，没事。”她拍了拍我的手，“你呢？怎么样？家里……还好吗？”

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怎么跟她说？

说我的前妻死了？说我的女儿把我当仇人？说我那个没见过面的儿子，过得很好，但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都……都挺好的。”我只能撒谎。

阿芬何其聪明，她从我的眼睛里，看穿了一切。

她没再追问，只是叹了口气。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儿子站在旁边，欲言又止。

他大概也猜到了什么。

晚上，儿子留下来陪床，让我回去休息。

我回到那个住了二十多年的出租屋。

房间里空荡荡的，冷清得可怕。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墙上那张我和阿芬唯一的合影。

那是儿子上大学那天，我们俩在学校门口拍的，笑得都很勉强。

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一辈子，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年轻时，为了所谓的“传宗接代”，抛弃了妻子和女儿，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逃兵。

中年时，以为找到了真爱，和情人在深圳相濡以沫，其实只是在生活的泥潭里互相取暖。

现在老了，想找个归宿，却发现，故乡早已没有了我的家，原配的家，是别人的家。

而我真正能回的，只有这个和情人一起租来的，破旧的房间。

我掏出手机，翻出一个很久没打过的电话号码。

是老家一个远房表哥的。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几声，通了。

“喂？哪位？”

“表哥，是我，林建国。”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

“建国？你……你不是在深圳吗？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我……我回老家了。”

“哦，回来啦。有事吗？”

表哥的语气很平淡，甚至有点疏远。

“我想问问……秀莲的坟，在哪儿？”

“你想干什么？”表哥的语气立刻警惕起来。

“我……我想去看看她。”

“不必了。”表哥冷冷地说，“秀莲坟前，不想看到你。你那个女婿，也就是秀莲后来的丈夫，每年清明都去祭扫。人家夫妻和睦，你去算怎么回事？”

“我……”

“建国，听我一句劝。”表哥打断我，“三十年前你选择了离开，三十年后，就别再去打扰她了。让她安息吧。”

电话被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瘫坐在地上。

连去看一眼秀莲的资格，都没有了。

第二天，我回到医院。

阿芬正在跟儿子说话，看到我，立刻换了话题。

她精神好了很多，能下床走动了。

她把我拉到走廊尽头，递给我一支烟。

“老林，咱们聊聊吧。”

“聊什么？”

“聊聊以后。”她看着窗外，“这次生病，我想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就是这么回事。争来争去，抢来抢去，到头来，两眼一闭，什么都带不走。”

“你别这么说……”

“你听我说完。”她打断我，“你在老家的事，我不问，我也猜得到。你回来的时候，那表情，我就知道了。你那边的家，回不去了，对吧？”

我点了点头，羞愧难当。

“没事。”她反而笑了，“回不去，就回不去了。反正，我也没家。我爹妈早就不认我了，兄弟姐妹也当我死了。”

“阿芬……”

“老林，我们俩，就是一对苦命人。”她吸了吸鼻子，“年轻时犯了错，用一辈子来还。现在，儿子也大了，能自立了。我们也老了，没力气折腾了。”

她转过身，认真地看着我。

“咱们，结婚吧。”

我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我说，咱们去领证。”阿芬的眼神很坚定，“我们过了三十几年，没名没分。现在，我不想再这么不明不白地跟你过下去了。就算以后死了，我也想跟你埋在一起。”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这个跟我过了半辈子的女人，在我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了我最后的归属感。

“你……你想好了？”

“想好了。”她笑了，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我这辈子，跟了你，没后悔过。以前不领证，是怕给你添麻烦。现在，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只想堂堂正正地，当你林建国的妻子。”

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抱住了她。

在医院的走廊里，我哭得像个孩子。

几天后，阿芬出院了。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民政局。

看着红本本上，我们俩的照片，我恍如隔世。

照片上的我，苍老，憔悴。

阿芬也一样，满脸皱纹，眼神却亮得惊人。

我们像两个终于得到糖果的孩子，傻笑了很久。

我们没有办婚礼，也没有通知任何人。

只是在小出租屋里，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阿芬喝了点酒，脸红扑扑的。

“老林，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安家了。哪儿也不去了。”

“好，哪儿也不去了。”

儿子打电话来，得知我们领证了，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爸，阿芬阿姨，祝你们幸福。”

他知道，他父亲这一生，亏欠最多的人，是阿芬。

而我，也终于用一个迟到了三十四年的名分，给了她一个交代。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

我和阿芬，成了深圳最普通的老年夫妻。

每天，我们一起去公园晨练，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她还是会为了几毛钱跟小贩吵架，我也会在旁边帮腔。

回到家，她做饭，我洗碗。

下午，我们一起去老年活动中心打牌，或者在家看电视。

偶尔，我会想起秀莲，想起那个安静的女人，心里还是会泛起一阵隐痛。

但那痛，已经变成了深埋在心底的记忆。

我知道，我伤害了她，我永远欠她的。

而这份债，只能来生再还了。

至于阿芬，这个陪我走过风雨的女人，是我今生今世，唯一的依靠。

我会用我剩下的所有时间，好好对她。

窗外的雨停了，太阳出来了。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我们的小屋里，把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

我和阿芬坐在阳台上，一人一杯热茶。

“老林，你看，天晴了。”阿芬指着窗外。

“是啊，天晴了。”

我握住她的手，那只手粗糙，温暖。

“阿芬，这辈子，辛苦你了。”

她笑了，眼角闪着泪光。

“不辛苦。有你在，就不辛苦。”

是啊，有你在，就不辛苦。

我们这一生，有过背叛，有过分离，有过挣扎，有过悔恨。

但最终，时间给了我们最温柔的答案。

那就是，无论走过多少弯路，身边有个人，一直陪着你，直到白头。

这就够了。

这就，足够了。

（后续章节，将围绕主角与阿芬领证后的生活展开，深入刻画晚年生活的细节、与儿子儿媳的磨合、对过往的追忆与和解，以及最终的生命感悟。情节将更加细腻，情感更加深沉，展现一对平凡老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