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古天乐黄晓明，集体找不到人跨年

没见过一个这么冷的元旦档。

不是没有大牌。

《孤注一掷》《南京照相馆》的导演申奥新作《用武之地》，成龙温情向的《过家家》，古天乐二十年情怀的《寻秦记》，还有柯汶利刷新尺度的《匿杀》。

可假期三天，票房总计才7.38亿。

其中55%还是由“老片”贡献的——

上映37天的《疯狂动物城2》和上映14天的《阿凡达3》。

对于电影行业来说，确实是一个警钟。

观众已经不需要电影来跨年了？

还是说国产片无法依赖档期了？

01

比元旦档先一步溶解的，是“贺岁档”这个概念。

1997年由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开启，90年代萧条的国产电影院看到了走出泥潭的希望。

我们都记得其中一句台词——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这个句式可以不断重现，放在每年辞旧迎新的跨年文案中非常应景。

不过今天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是，《甲方乙方》并非跨年上映，而是12月24日。

对，圣诞夜。

贺岁档其实指年末，从圣诞到元旦前后这一段时间。

为什么Sir说“贺岁档”已经溶解了呢？去年的圣诞节当天票房只有4900万，且上一个周五没有一部新片上映。

要知道在过去，这个档期是元旦前一周的预热，是不少爱情片和喜剧片的聚集地，比如《爱情神话》《想见你》《妖猫传》.......

而今年，“圣诞档”这个概念更是提都没人提了。

“贺岁档”就只剩下了一个孤零零的元旦档。

没想到的是。

元旦档也开始独木难支了。

事实上，各种档期，都在失去原有的效力。

曾经动辄三四十亿的国庆档票房，已经在2025跌至18亿左右，实现了连续三年下跌。

清明、五一假期档，对比2024均原地腰斩。

更别提情人节、520、七夕、圣诞这些“小假日”了，本就没假期加持，如今几乎销声匿迹。

大档期失守，小档期蒸发。

本来呢，影视寒冬，就寄希望于档期这样的一个临时庇护所。

感觉每个档期把片子聚一聚，还能冲一波业绩。

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

电影《夺命金》。

传统黑社会干不下去了，常规的收数、收债、保护费，没法让老大体面地活下去。

咋挣钱？

办席。

气氛搞起来，份子收起来。

这席，就像极了院线的一个个纪念日、假日档期。

对于观众，电影在哪不能看？

就像是问这帮赴宴的兄弟们，饭在哪不能吃？

真正冲着江湖道义来的不多，正如铁杆影迷稀少，大多数人只是沾喜气、搞社交、凑热闹。

那对于片方呢？

影片质量很重要。

但办席啊，服务要搞好，气氛更重要。

尤其是跨年、贺岁、春节这种超级档期，你不让演员对着镜头说两句吉祥话都显得没有礼貌。

这种服务意识，在内地学得最快的是冯小刚。

在《甲方乙方》开头，你还能看到一段与电影毫无关系的动画……

一笔一划画成的老虎。

喊出一行红字：

祝全国人民虎年大吉。

这习惯到现在也没结束。

哪怕到了《流浪地球》时期，电影里也得跟着春节档期应景，舞龙舞狮打麻将。

甚至，档期还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地球最后的夜晚》，一部按常理来说很难卖得动的小众文艺片，硬是靠着“跨年”的概念撬动了票房奇迹。

2018年，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跨年上映，以7000万成本卖出2.82亿票房，靠的就是“爱情片”的壳子——

“观众可以与最重要的人一起度过一个最有仪式感的夜晚，一吻跨年！”

玩阴的，但赚了。

春节档要“恭喜发财”，国庆档要“歌唱祖国”，情人、七夕、圣诞要把爱情片如期奉上，要顺着节日气氛来。

反着来翻车概率极高——

那一年程耳的《无名》仗着有梁朝伟、王一博，挤上了春节档的牌桌，如潮差评无关电影质量。

而是“晦气”。

“我为什么要在大过年的看鬼子杀人？”

一方面，档期内观众的时间更充裕，观影热情高。

另一方面，有档期，大片才会来，自然会推高票房。

它也折射出中国电影观众的真实构成：

发烧友重要，但消费者才是底盘。

真爱电影的，有。

但客观上不多。

爱进影院的，更少。

远超少数精神诉求的，是那份广阔而朴素的消费需求——

在一个相对值得纪念的日子，或者一个亟需killing time的节假日中，比起电影本身，电影院提供的更多是一个不用太多成本（包含经济、时间、决策，至少比KTV花得少）的消费场景。

甚至，只需朋友圈晒张票根，就能营造“我假期没白过”的小满足。

那么。

作为最后堡垒的假日档期，如今为何一朵泡沫都挤不出来了？

今天Sir不想聊陈词滥调了，什么电影质量下滑、票价太高、流媒体抢戏、短剧分流……

事实上它们都是果。

核心的因，一句话：

对于中国观众，影院观影不是且几乎从来没成为过刚需。

准确点说——

影院消费只是潮流。

还没来得及变成传统。

我们有时会在成百上千亿的票房中忘记：

中国市场化的电影和观众，其实都很年轻。

02

中国电影有百年历史，但延续至今的商业化历史？

短得可怜。

40年前，电影还不是商业，是丰富文化活动的政策行为，创作者的身份是“职工”，电影是卖给国家的。

即便有了私营制作公司，成品电影的结算方式还是清一色的买断。

当时姜文就要背着胶片前往全国各地卖拷贝。

当年，我拍完《阳光灿烂的日子》，跟二勇背着拷贝全国各地地跑，最后票房达到了5000万，那时候可了不起。

直到1995年，好莱坞大片杀来，初代分账规则才差不多确立下来：片方35%，影院65%。

就说电影院。

那是国内更普遍的形式，是年代片中，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出现的影剧院。

场次少、片子少、观众也少。

几乎谈不上市场。

相较之下，“录像厅”反而更贴近大众，更对观众负责。

而今天这种多厅影院、一天排满场次的营业模式，满打满算也才20来年。

不用跟好莱坞来比。

就比身边。

1912年，日本就成立了大型私营电影公司，被视为产业起点。战时虽受军政府严控，本质仍是私人商业。

韩国也差不多。

1945年光复后，忠武路就是韩国电影中心，在被流媒体彻底颠覆之前，它一直都是。

注意了，Sir要划重点了——

商业化历史意味着什么？

审美、技术、资金？

都不是。

审美可以模仿。

技术可以超越。

然而唯有时间能孕育的，是脚下的土壤，是市场化洗礼下的观众。

是消费习惯。

更进一步，是文化传统。

去影院观影，中国人或许永远做不到像美国人一样，如同礼拜天要去教堂礼拜一样自然，因为电影实实在在地陪伴了他们整个20世纪。

比如“大萧条”时期。

那是精神庇护所。

即使失业率高达25%，6000-8000万美国人每周仍去电影院。

罗斯福曾说：“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落，但令人欣慰的是，一个美国人只需花费15美分就能去看电影，看看婴儿的笑脸，忘却烦恼。”

是商业历史。

是消费习惯。

这才是票房再高也无法假装的真正差距——

关于电影院，我们还没有那种长久而自然的依赖。

对于片方，它还只是一种生意。

对于我们，它还只是一种流行。

都是一阵风，不过人口红利让两者同时显得无比磅礴。

而疫情按下了加速键，让一切散得飞快。

当年《阿凡达》上映，有多狂热？

有人为了看一场3D版的《阿凡达》，守着市内仅有的几家3D影院，通宵排队，抢一张120元的电影票。

一张黄牛票能炒到1500元。

有人抱着朝圣的心情，赶往上海、香港，看一场IMAX。

然而。

这种待遇，在中国以前也出现过。

让Sir想到《圆桌派》有一期好像聊到过——

80年代，为了买一本新发售的外国诗集，人们也会王府井书店门口排队。

如今呢？

我们或许需要面对这个事实：

影院也会冷清。

正如书店已经安静。

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在匮乏时代对“新奇”的追逐，而不是深植内心的习惯。

所以当假日档崩了，流量红利没了，狂热退潮了，中国只能靠《哪吒2》和《照相馆》、靠舆论热度维持生存体面。

中国电影就要消失了吗？

但Sir反而觉得。

这不是中国电影的结束，只是中国电影童年的终结。

长个子最快的那几年，过去了。

童年结束。

没关系。

它意味着开始成熟。

事实上。

即便在短视频时代，我们没法让电影消失，就像没法让文学与书籍消失一样。

电影院，终究有它不可取代的魅力——

那种在黑暗大厅里与一群陌生人共同震颤的集体体验；那种让人暂时忘却现实又在散场后更清醒地面对生活的顿悟时刻；

带你去另一个世界冒险、哭笑、反思。

两个小时后，又把你送回原地的温柔。

替代品？

也许短剧、短视频，或者是直播、游戏。

但替代的，其实是打发时间的方式。

而谁真正能替代电影的体验，替代巅峰期电影给大众的振奋和欣喜？

抱歉，Sir暂时没想到。

或许这只是Sir的一厢情愿，固执，过时落伍……

可是梦，确实停止了。

它在电影中枯竭。

可又在别处开了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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